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至少在民国的时候，国语歌填词就开始不管声调了。大概是因为基于京音的上层艺术发育不完全，导致嫁接西洋乐词曲理论的的时候，无法维持旧有的传统。

普通话（国语）的音韵基础是北京话，但是北京几百年来的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却却恰恰不基于北京话的音韵，包括昆曲和京剧，无论是填词和大部分念白都基于中州韵抑或湖广音，京音仅仅出现在丑角或者剧情里的地位底层的角色。而依照京音说唱的曲艺形式又不怎么登得上大雅之堂。后来西洋乐大量影响华语音乐，有文化的填词人多不愿或不习惯用京音填词，依照旧的填词习惯或略加损益，要么就干脆摈弃声调，仅仅考虑重音的配合。这点在赵元任的《中国语言的声调、语调、唱读、吟诗、韵白、依声调作曲和不依声调作曲》就谈过。

之后赵还总结过早期填词的流派：

关于字调与乐调的配合有三派作法。一是近乎中州派，平声向下或比上一字较下，仄声向上或比上一字较上。我作曲多半是这样的。二是国音派，大致跟着阴阳上去的高扬起降。我偶尔用这种配调法，例如我在抗战时期编的“糊涂老，糊涂老，一生糊涂真可笑”的曲，差不多跟说话一样。第三派是完全不管四声，例如李惟宁的歌曲是这样的。——赵元任《中国音韵里的规范问题》

这种情况一直伴随着华语乐坛的发展，并且不管四声的情况越来越多。当然其实国语填词一般还是在一些容易出现的误解的地方尽量考虑声调和旋律的配合关系，优秀的如李宗盛的歌曲就做到很好的词曲咬合，而糟糕的例子如当年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样就是严重倒字的车祸填词。

人家粤语歌曲就不同，直接继承粤剧和粤曲的填词传统，因为在粤剧发展的早期就渐次抛弃了官话填词作曲，直接用方音倚声填词，于是引入流行乐的时候，作词传统就很自然嫁接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