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地谈论猪。

在我们的语言里，猪几乎承载了人类能想到的一切轻蔑与侮辱——懒惰、愚蠢、肮脏、贪婪。

我们用它来骂别人，用它来自我嘲笑，用它来形容世间一切不堪的事物。

可是每当夜幕降临，城市里的霓虹灯亮起，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开始冒热气，锅里咕嘟咕嘟炖着的，又往往是它的身体。

我们吃了它一万年，骂了它一万年，却很少人愿意真正抬起头来，认真看它一眼。

今天，我想讲一个很长很长的往事。

一个关于人类，关于猪，关于我们是怎样在这个世界相遇的，又是怎样改变了彼此的命运的故事。

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地球刚刚从末次冰期中缓缓苏醒。

冰川后退，河流重新开始奔涌，大片大片的橡树林和榛树林从泥土里拱了出来，像绿色的潮水一样漫过了整个欧亚大陆。

在那片无边无际的森林深处，住着一种动物。

它不大不小，体重大约在七八十公斤到一百五十公斤之间。

它浑身覆盖着粗硬的深褐色或黑色刚毛，肩胛处隆起一块厚实的肌肉垫，脑袋低垂，一对弯曲的獠牙从嘴角翻出来，在阳光下泛着骨质的冷光。

它的小眼睛深陷在厚重的颅骨里面，目光警觉而凶狠。

这就是野猪，Sus scrofa。

如果你穿越回那个年代，在森林里有幸（或者不幸）与一头成年雄性野猪狭路相逢，我真诚地向你建议——跑。

或者更准确地说，爬上最近的一棵树。

因为你跑不过它，它的短腿蹬起来，冲刺速度可以超过四十公里每小时；你也打不过它，它的体表有一层混合了松脂和泥土的天然铠甲，石器很难穿透。

而一旦你激怒了它，它绝不会像鹿那样转身逃走，它会低下头，用那对能轻松撕开腹腔的獠牙，笔直地朝你冲过来。

东北的老猎人有一句代代相传的话：“一猪二熊三老虎。”

在山林里对人最危险的野兽，排第一的不是熊，不是虎，是野猪。

它不怕痛，不怕死，受了伤反而更加疯狂，即便是西伯利亚虎，在不饿到极点的时候，通常也不愿意去招惹一头正值壮年的野猪公猪。

这样一种暴烈的生灵，在那个蛮荒的年代遍布了整片旧大陆。

从大西洋沿岸的伊比利亚半岛，到太平洋西岸的日本列岛；从寒冷的西伯利亚南缘，到北非温暖的灌木丛。它们无处不在。

数量如此之多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什么都吃。

橡果、榛子、块茎、草根、蘑菇、昆虫、蚯蚓、鸟蛋、腐肉、蛇、蛙......任何一种含有热量的东西，经过野猪那条结实的消化道，都能被转化为厚实的脂肪和肌肉。

它是大自然塑造的完美的杂食机器，不挑食，适应力极强，而且生育能力惊人。

一头母野猪一年可以怀两胎，每胎六到十二只小崽子。身上带着浅棕色条纹的可爱小家伙们一落地就能跑，几个月就长大，一年就能自己繁殖后代。

狼吃掉了一窝小野猪？没关系，半年后母猪就能再生一窝。

老虎咬死了一头公猪？没关系，林子里还有二十头公猪虎视眈眈地等着接替它的地盘。

就这样，凭借着极强的战斗力、极杂的食谱、极快的繁殖速度，野猪在欧亚大陆上扎下了根，成为了森林里沉默而强悍的霸主之一。

它和人类，还没有任何关系。

但这件事即将改变。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在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古人叫它新月沃地的那片地方，一群人类第一次放下了手中的矛和弓，弯下腰，开始笨拙地往泥土里播种。

他们种下了最早的小麦和大麦。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在遥远的东方，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另一群人类，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在河滩边种植粟和水稻。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新石器革命。

人类从漂泊不定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扎根土地的农民。村落出现了，粮仓出现了，定居生活开始了。

然后，麻烦也来了。

村落的外围是新开垦的农田，田里的庄稼散发着谷物成熟的甜香。

村落的内部则堆积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比如吃剩的骨头、烂掉的果子、发霉的谷壳、人和牲畜的粪便。

这一切，对于森林边缘那些嗅觉灵敏到可以闻到地下三十厘米处一颗松露的野猪来说，简直就是一座散发着致命诱惑的自助餐厅。

于是在某个深夜，第一头野猪踩着月光走出了树林。

它来到了人类的田边。

那天晚上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但考古学家在新月沃地和中国黄河流域的多个遗址中，反复地发掘出了相似的证据：猪骨。

大量的、年代跨度极大的猪骨。从最早的完全野猪形态的骨头，到逐渐出现体型缩小、吻部变短迹象的骨头。

这是一条漫长而连续的变化链。

真实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野猪趁夜来偷吃庄稼，把农田拱得一塌糊涂，它那强壮得像铁铲一样的鼻子，能在一夜之间把一片即将收获的粟地连根翻起，导致颗粒无收。

守夜的农民拿着木棍冲出来驱赶，暴怒的野猪扭头反冲，獠牙划开了人的大腿。鲜血洒在田埂上。

人猪之间最初的关系，绝对不是温情脉脉的邂逅，而是血淋淋的战争。

在中国上古神话里，后羿射杀的六大凶兽中有一个叫封豨——那就是一头巨大的野猪。

它绝不是我们的祖先凭空编出来的怪物，而是先民们在漫长岁月中面对野猪侵袭时，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的投射。

但人类是聪明的。

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件事：成年野猪虽然凶猛无比，但如果你杀死了母猪，它的身边往往会留下一窝瑟瑟发抖的小猪崽，而这些小猪崽不仅可爱，能拿来给孩子们玩，而且他们什么都吃。

你把吃剩的烂菜叶子扔给它们，它们吃；你把舂米剩下的糠麸倒给它们，它们吃；你把变质的、人不能吃的东西堆在它们面前，它们照单全收，然后以一种令人啧舌的速度把这些垃圾转化成身上的肉和脂肪。

在那个植物油榨取技术尚未存在的时代，猪身上厚厚的脂肪（猪油）是人类能获得的最珍贵的高热量食物，一块肥肉含有的能量，是同等重量瘦肉的两倍多。

对于一个终年在田里劳作、随时面临饥荒威胁的古代农民来说，猪脂就是生存本身。

于是，人与猪之间一种微妙的默契开始形成。

人类不再把所有的小野猪都杀掉吃肉了，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留下一些，圈在村落旁边的矮墙里，用农业废料喂养它们。

等它们长大了，就把性格暴躁、总想拱开围栏逃跑、动不动龇牙咬人的那些杀掉；把那些相对温顺、安静待着、埋头猛吃的留下来，让它们交配，生出下一代。

然后在下一代里，再做同样的选择。

再下一代，再做同样的选择。

一代又一代，一百年又一百年。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千年。

在中国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距今约九千年的猪骨。

那些猪的牙齿磨损方式和骨骼比例，已经明确地显示出了家养的特征，而在新月沃地的多个遗址中，同样时代的家猪遗存也被大量发现。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家猪的驯化至少在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独立发生了:中国和中东。

两群从未见过面的人类，在面对同一种动物的时候，做出了完全相同的选择。

他们没有提前商量过，只是因为猪实在太好用了、太好养了。

它不像牛那样需要大片的草场，不像马那样需要精心的照料，不像羊那样只能吃草。

它什么都吃，长得飞快，一年能生两窝，每窝十来只，它甚至不需要你特意去放牧，你只需要把它关在猪圈里，把你不想要的东西扔给它就行了。

而它的粪便，还是上好的农田肥料。

吃进去的是废物，长出来的是肉和脂肪，拉出来的是肥料，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小生态循环。

所以你现在明白汉字家为什么是这样写的了吗？

宝盖头，下面一个豕。

豕，就是猪。

屋顶之下有猪，才叫做“家”。

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文字游戏。这是我们的祖先在造字的那一刻，用这样最朴素的方式来告诉后人：对于一个定居的农耕家庭来说，猪就是安稳生活的根基。

没有猪的屋子，不算家。

但猪的故事，在不同的文明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东方，在中国这片水网密布、雨量充沛的大地上，猪和人类的关系越来越深。

中国的先民们花了几千年的时间，用极其耐心的选育，把野猪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另一种动物。

他们不追求体型的庞大，相反，他们喜欢那些腿短、肚圆、性情温和的猪。

他们着迷于脂肪，越厚的膘越好，越肥的肉越珍贵。

他们还追求多产，一头母猪一胎能生十六七个崽子的品种，是最受追捧的。

于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上百种形态各异的本土猪种。

太湖猪，黑色的皮肤皱巴巴地堆在脸上，肚子大得几乎拖地，一胎能生十五六只小猪，是全世界最能生的猪种之一。

金华猪，皮薄骨细，两头乌黑中间雪白，它的后腿腌制出来的火腿，香气能穿透几条街巷。

成华猪，四川盆地的骄傲，全身黑毛，肋间脂肪丰富到极致。正宗的回锅肉，必须用成华猪的二刀肉来做，肥瘦相间，下锅一煎，猪油的香气能逼出花椒和豆瓣酱最深处的灵魂。

还有荣昌猪、宁乡猪、莱芜猪、淮猪、藏猪、陆川猪……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方水土和一代一代农民心血的结晶。

而大文豪苏东坡在黄州写下“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的时候，他炖的那块肉，用的就是这样的中国土猪。黑色的，肥厚的，极其浓香的土猪。

不过在另一个方向，同样是人类最早驯化猪的摇篮。在中东，猪的命运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

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你需要知道一个事实：一万年前的中东和今天的中东，几乎是两个世界。

一万年前的新月沃地名副其实: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雨水丰沛。野猪在橡树林里快乐地拱食橡果，人类在村落旁边的猪圈里快乐地养猪。一切都好。

但气候在后来变了。

随着全球气温的波动和人类自身对森林的大量砍伐，中东的土地开始一寸一寸地干涸。森林退缩了，河流萎缩了，草地变成了戈壁，戈壁变成了沙漠。

这对猪来说是致命的。

猪有一个不为许多人知晓的生理缺陷——它几乎没有功能性的汗腺，在凉爽湿润的环境里，这不是问题，它可以找一个泥塘打个滚，用蒸发泥浆表面水分的方式来散热。

但在干旱炎热的沙漠边缘，没有泥塘，没有树荫，没有水，猪为了不被活活热死，只能在自己的粪尿里打滚。

所以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头猪，浑身沾满自己的排泄物，在烈日下气喘吁吁。

这就是中东人记忆中“猪是肮脏的”这一观念最原始的视觉来源。

它不是天生肮脏，它是被环境逼成了那样。

但生态上的麻烦远不止于此。

猪是杂食动物，和人类一样拥有单室胃。这意味着它不能像牛羊那样吃草，它需要吃粮食，或者至少需要吃人类也能吃的那一类食物。

在中国这种水稻和粟一年两熟、粮食产出充裕的地方，拿剩饭剩菜和米糠喂猪不是问题。但在粮食连人都不够吃的干旱中东，每多养一头猪，就意味着有一个人要挨饿。

而牛和羊不一样。它们是反刍动物，有四个胃室，能消化人类完全无法利用的纤维素，比如荒漠里的枯草、灌木的叶子、干涸河床边的芦苇。

它们是在帮人类变废为宝。更重要的是，牛能拉犁，羊能产奶剪毛，骆驼能驮货走上千公里的沙漠。

而猪呢？它不能骑，不能驮，不能拉车，不能产奶，不能剪毛，它唯一的用处就是被杀掉吃肉。

为了这一顿肉，你要用宝贵的粮食和水去养它半年。

在一个水比血还珍贵的世界里，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于是，事情发生了。

当中东的气候干旱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养猪这件事从不太划算变成了“公然违背部落生存利益”。

那些在逐渐沙漠化的环境中还坚持养猪的家庭，开始被整个部落侧目，被视为浪费公共资源的人。

而当人类社会需要将一种经济上的共识固化为永恒的行为准则时，最高效的工具就是宗教。

犹太教的《利未记》最先将猪列入了“不洁之物”的名单：“凡蹄分两瓣却不倒嚼的，于你们是不洁净的。”猪正好满足这个条件:它蹄子分瓣，但不反刍。

几千年后，伊斯兰教继承并强化了这一禁忌。《古兰经》第二章明确说：“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

从此，猪在中东的故事彻底结束了。

一种在同一片土地上被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因为这片土地自身的改变，被永远地逐出了人类的餐桌和生活。

这不是穆斯林或者犹太人魔怔了，不是他们充满迷信和偏见。这是一个文明为了在残酷的环境中活下去，所能做出的最悲壮决绝的选择。

如果你站在沙漠的烈日之下，看着最后一口水井即将干涸，你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时间来到十八世纪的英国。

此时的中国已经养了几千年的猪，在极致的选育下培养出了上百种本土名猪。而此时的欧洲人，坦白说，养猪的水平还是相当粗放的。

当时典型的英国猪是什么样子？长嘴、长腿、窄身、红褐色或黑色的粗毛竖着，性格暴躁，养在橡树林里让它们自己去翻橡果吃。

它们更像是半驯化的野猪，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畜。长得慢，肉质粗糙，一胎只生五六个。

但英国此时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变成工厂工人，城市人口膨胀，肉类需求暴增。英国的养猪业急需一场革命。

而革命的种子，是从东方漂洋过海而来的。

十八世纪初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往返中国广东的航线上，陆陆续续带回了一些中国南方的猪。

当英国的农场主第一次看到这些中国猪的时候，据说他们目瞪口呆。

那些来自广东和华南的猪，个子不大，腿极短，肚子圆滚滚地几乎拖在地上，皮肤是黑白花的，眼神温顺得像一只大号的哈巴狗。

它们安安静静地待在圈里，你给什么它吃什么，吃完就睡，睡醒就吃，以一种英国猪完全无法企及的速度往身上堆肉贴膘。

更夸张的是它们的生育能力，一胎十几只小猪，比英国本地猪多出一倍。

英国的育种家们立刻意识到了这些中国猪的价值。

他们开始将中国猪与英国本地的大骨架猪进行杂交。中国猪提供了快速长肥和超高产仔的基因，英国猪则提供了巨大的体型骨架的基因。

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基因碰撞，效果是惊人的。杂交出来的后代，既有中国猪的温顺和快速增重能力，又有英国猪的大体格。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高潮。

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有一个叫约瑟夫·涂利的人，他的本职工作是纺织工人，当时英国最普通、最底层的工种之一。但他的业余爱好是养猪。

涂利是个极其偏执的人。

在那个年代，英国的绅士和地主们热衷于举办各种农业展览会，比拼谁养的牛最壮、马最俊、猪最漂亮，涂利也想参加，而且他不仅仅是想赢，他是想赢得彻底。

他注意到了一件别人没在意的事：在中国猪和英国猪杂交的后代里，偶尔会出现一些颜色偏淡、甚至接近纯白的个体。

在自然界中，纯白色的猪几乎不存在。

因为白色意味着皮肤和毛发里没有黑色素保护。在野外，这样的猪会被太阳晒伤，会因为没有保护色而被捕食者一眼发现，任何一头偶然突变成白色的野猪崽子，通常活不过第一个冬天。

但涂利不在乎自然法则，他在乎的是展览会上的奖杯。

他开始把那些偏白的猪单独挑出来，让它们互相交配。

后代中颜色更白的，再挑出来继续配种；还带有黑斑的，淘汰掉。

一代又一代，近亲繁殖，基因提纯。

这在遗传学上叫做白色显性基因（KIT 基因突变）的固定。

猪的白色并不是像白化病那样全身缺乏色素（白化病的动物眼睛也会变红），而是一种特殊的基因突变导致黑色素细胞在胚胎发育时无法正常扩散到全身皮肤。

结果就是猪的毛和皮肤都失去了颜色，变成了白色，透出底下脂肪和微血管的粉红。

更关键的是，这个白色基因极其霸道:它是显性的。一头纯白的猪和一头黑猪交配，生下来的后代大概率也是白色的。

涂利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终于培育出了一批体型巨大、全身雪白、毛色纯净的猪。

1851 年，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主持伦敦首届世博会的那一年。

在与其同期举办的皇家农业学会温莎大展上，涂利带着他的白猪去了。

在那个英国国力达到顶峰、四处炫耀工业成就的年代，一个纺织工人培育的一群白猪，引发了轰动。

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猪。体型庞大如小牛，毛色纯白如初雪，性情温顺如绵羊，皮肤下隐约透出健康的粉红色。

涂利的猪赢得了大奖。

更重要的是，它赢得了整个时代的目光。

这就是后来统治全球的大白猪，也叫约克夏猪的诞生。

一个纺织工人，用业余时间改变了全人类的餐桌。

历史就是这样。

它从来不在乎你的出身。

英国人解决了猪应该是什么颜色的问题，而后来丹麦人则回答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猪的身体应该是什么形状的。

十九世纪末，丹麦这个北欧小国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英国人每天早上都要吃培根。

那种切成薄片、煎得微微焦脆、肥瘦相间的早餐培根，是英式早餐的灵魂。英国人口众多，自己的猪不够吃，需要大量进口。

丹麦人决定，要培育出世界上最完美的“培根猪”。

他们从英国引进了大白猪，和丹麦本地的白猪杂交，然后开始了一场堪称偏执的选育运动。

培根切自猪的腰背部位，越长的身体意味着越多的培根，所以丹麦育种家们专门挑选那些身体格外长的猪，甚至还要去数它们的肋骨数量。

正常的猪有十三到十四对肋骨，但偶尔会出现多一对甚至两对肋骨的变异个体。丹麦人如获至宝地把这些长身猪挑出来，强化繁殖。

同时，他们严格淘汰那些容易堆积厚重皮下脂肪的个体。他们不要肥猪，因为肥肉太多的培根煎起来满锅都是油，英国的家庭主妇们不喜欢。

他们要的是恰到好处的肥瘦比，最好是三分肥七分瘦的，煎出来的培根既有脂香又不腻口。

经过几十年的严格选育，丹麦长白猪诞生了。

它通体雪白，身体极其修长（比大白猪长出一截），大耳朵耷拉下来盖住眼睛，瘦肉率极高。

如果说大白猪是一颗炮弹，那长白猪就是一枚导弹，流线型的身体仿佛天生就是为了被切成一片片完美的培根而设计的。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人口爆炸式增长。人类需要更多的肉、更便宜的肉、更快地获得肉，传统的养猪方式已经远远跟不上需求了。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现代动物遗传学家们开始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开始尝试把三个国家的三种猪，像调鸡尾酒一样混合在一起。

这三种猪分别是:

英国的大白猪（约克夏），提供强壮的骨架和极高的产仔数。

丹麦的长白猪（兰德瑞斯），提供修长的体型和极高的瘦肉率。

美国的杜洛克猪，这是一种红褐色的、浑身肌肉鼓胀的猛兽。它不好看，脾气也不算特别好，但它拥有一种令人瞠目结舌和艳羡的能力：长肉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过程是这样的——

先让大白猪母猪和长白猪公猪交配，生下的女儿继承了两者的优点：极能生、奶水足、体质好。

这叫“二元母猪”。

然后，让美国杜洛克公猪与这头二元母猪交配。

生下来的后代，就是今天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养猪场里养着的东西——“杜长大三元商品猪”。

它们长得有多快？从出生到出栏屠宰，只需要大约一百八十天，甚至不到六个月。

它们的饲料转化率有多高？大约吃三斤饲料就能长一斤肉。

它们的瘦肉率有多高？百分之六十以上，几乎全是精肉。

而且，由于大白猪和长白猪都携带那个霸道的白色显性基因，即使它们的父亲杜洛克是红褐色的，生下来的小猪绝大多数仍然是白色的。

白皮，白毛，宰杀后刮毛干净，看不到任何黑色的毛根残留，在超市的冷柜里，肉皮白白净净，卖相完美。

你今天在菜市场、超市、餐厅里吃到的每一块普通猪肉，大概率就是这种猪身上的。

它是人类工业文明最杰出的成果之一。

它是跨越三个大陆、历时三百年的基因工程的终极产品。

它让六十亿人吃上了廉价的猪肉。

但它也有代价。

如果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有幸吃过真正的土猪肉，你一定懂那种区别。

外婆家过年杀的那头黑猪，在院子里养了整整一年，吃的是米糠、红薯藤和剩饭，杀猪那天，整个村子都能闻到炖肉的香气。

那锅肉不需要太多调料，只放盐和姜，慢火炖上两个小时，肥肉在嘴里化开，瘦肉松软得像棉絮一样，汤是乳白色的，表面漂着一层金黄色的油花。

那就是许多中老年人所说的猪肉味。

而今天你从超市买回来的白猪肉呢？

切开的时候会渗水、炒菜的时候怎么炒都有一股腥味、炖出来的汤是清澈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可以熬出来。

肉质是紧实的，但紧实到发柴、发木。嚼在嘴里，你能感受到蛋白质的存在，却感受不到那种属于猪肉的、浑厚的、温暖的香气。

觉得现在的猪肉没土猪那股味了，这不是你的错觉，这是事实。

现代白猪在被极致选育追求快速生长和高瘦肉率的过程中，那些让猪肉产生特殊风味的东西，比如肌间脂肪（也就是大理石花纹般穿插在瘦肉中的细小脂肪层）、肌苷酸、呈味氨基酸被一并剔除了。

现代育种家们不是故意的，他们当时只是在追求瘦肉率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风味和脂肪是绑定在一起的。

当你把脂肪含量从百分之三十五压到百分之十五的时候，味道当然也跟着一起被压掉了。

现在全中国的中老年人都在说现在的猪肉不好吃了，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

答案当然就是，因为你吃的已经不是你祖辈吃的那种猪了。

白猪对全世界本土猪种的冲击，是毁灭性的。

在国内，这场冲击来得尤其猛烈。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内全面引进欧美的杜长大三元白猪体系。

白猪六个月出栏，本土黑猪要养一年；白猪一斤饲料换三两肉，黑猪一斤饲料只能换二两；白猪瘦肉多卖相好，黑猪肥膘厚看着油腻。

在市场经济的铁律面前，养黑猪的农民迅速破产了。

没有人再愿意养赔钱的土猪了。

成华猪，曾经遍布四川盆地、正宗回锅肉的唯一指定用猪，到二十一世纪初，纯种种猪的数量一度只剩下几十头。比大熊猫还少。

项城猪，灭绝了。

定县猪，灭绝了。

龙游乌猪，濒危。

窄勒黑猪，濒危。

还有多少品种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消失了，谁也说不清楚。

中国原本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猪种基因库，上百种在不同气候、不同地形、不同饮食条件下，被各地先民花费了几千年心血培育出来的本土猪种。

每一个品种都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遗产基因仓库，里面藏着抗病、抗寒、抗热、耐粗饲、高繁殖、极致风味等等人类未来可能迫切需要的遗产基因。

它们在三十年内差点被白猪的洪流彻底冲走了。

这不只是中国的悲剧。

在拉美，西班牙殖民者几百年前带去的克里奥尔猪，它们早已适应了热带高原的气候，能抵抗当地的寄生虫和疫病，也在现代白猪的冲击下急剧减少。

在东南亚的丛林村落里，那些黑色的、耐热的本土猪种，同样在一批批从欧洲空运来的白猪种猪面前节节败退。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极其巨大的潜在风险，直到近几年人类才真正醒悟过来——

现代白猪的基因多样性极其贫乏，全世界几亿头白猪，追溯上去都来自那少数几个品系，基因高度同质化。

它们活在恒温恒湿的封闭猪舍里，一辈子不见阳光，靠抗生素和疫苗维持健康。

如果某一天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有疫苗无法对付的超级猪瘟病毒，它将会在这些基因几乎一模一样的白猪群体中以闪电般的速度扩散开来。

没有任何一头白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存活下来。

到那个时候，人类要去哪里找能抵抗这种病毒的基因？

最终答案可能就是那些本土猪种。那些在各地独立演化了几千年、各自积累了独特抗病基因的老祖宗猪种。

可是如果它们都已经灭绝了呢？

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好在，越来越多人已经意识到风险了。

国家在 2014 年公布了《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把包括太湖猪、金华猪、荣昌猪、藏猪在内的几十个本土猪种列为国家级保护对象，建立了保种场和基因库。

成华猪的保种工作也在艰难地推进，虽然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极度濒危的品种。

在民间，事情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不再满足于超市里便宜但寡淡无味的白猪肉了，许多人开始到处寻找小时候吃过的那种猪肉味。

一些农业企业和小型农场看到了这个市场，开始重新养殖本土黑猪，土猪肉虽然价格是白猪肉的三到五倍，但依然供不应求。

在欧洲，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

西班牙的伊比利亚黑猪（那种在橡树林里散养、吃橡果长大的古老猪种），它的后腿制成的伊比利亚火腿，如今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火腿，一条腿能卖到上千欧元。

在英国、在意大利、在匈牙利......许多古老的本土猪种正在被重新发现、重新重视。

这也不仅仅是一场美食上的怀旧运动。

这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化养殖的极致效率之后，终于回过头来承认：

我们在追逐速度和成本的路上，似乎可能丢掉了一些原本不该丢掉的东西。

一万年前，一头野猪走出了森林，走进了人类的田地。

它不知道等待它的是什么，它只是闻到了食物的气味。

一万年后，我们把它改造成了面目全非的样子。我们让它变白了，变胖了，变温顺了，变得六个月就能从出生长到两百斤然后被送上屠宰线。

我们拿走了它的獠牙、它的铠甲、它的速度、它的野性，甚至最后拿走了它肉的味道。

而我们给了它什么呢？

我们给了它一个屋檐。

宝盖头下面一个豕。

家。

这个字写了几千年了，意思从未变过。可是在今天，那个家字里的猪，早已不是当年走进我们村落的那个陌生人了。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如果一万年前那头走出森林的野猪能看到今天养殖场里的现代白猪，它会认出那是自己的后代吗？

大概不会吧。

就像我们自己也常常认不出，一万年前那个在月光下拿着石矛守护麦田的人，和今天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我们，其实是同一种生灵。

我们彼此都被时间改变了太多太多。

但有一些东西没有变。

一万年前，那个人守护麦田，是为了让家人吃饱。

一万年后，我们走进超市，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吃饱。

或许自始至终，这个故事讲的都不是猪。

讲的是我们。

那头猪只是恰好走进了我们的历史。

而我们，也恰好走进了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