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哥今年 95，我 72，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
我的父亲是刘贵福，他是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老军工，“无名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的设计者之一。
小时候，家里老有父母的战友来串门，他们聊起当年的事，都像是闲谈和聊家常。比如我妈胳膊上的那块烙印，那是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过堂时，被烧红的烙铁烫的。反“扫荡”时，我爸曾因为日军的细菌战得疟疾，当年叫“打摆子”，差点没熬过去。他的战友，还有军工部的政委孙开楚，被日军抓住之后宁死不屈被放进了蒸笼，活活蒸死。还有一些被我哥称作叔叔伯伯的人，为了保护黄崖洞里的机器和他们这些小八路牺牲了，没能看到胜利。
这些事都是我从他们嘴里听来的。但直到我年纪越来越大，懂的事越来越多，才后知后觉地明白了这些“闲谈”的重量。
父亲是技术工人出身，因为受不了压迫，1937 年跑去了延安。1938 年，毛主席提出要“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的号召”，“主要方法自己制造”，他当时被任命茶坊兵工厂的枪炮科科长。造什么样的枪？政委曹广化带他们一起研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经过反复讨论，受到启发，大家觉得，要造一种适合敌后游击战的枪，不能太长，不然不方便在山区机动；不能太重，不然战士急行军受不了；还有折叠安三角刺刀，随时准备白刃战。最后定下来要结合步枪的威力和马枪的轻便，造一种“马步枪”。
我爸说，造枪不是最难的事，造出能用来造枪的专用工具，才是真难。
当时，茶坊兵工厂的动力靠一部 5 马力的柴油机带动两部车床，一台立铣、一台钻床，还得靠人摇大轮子才转得动。一共才 70 多人，大部分零件全靠手工打磨。
当时他们连量具都没有，拿韭菜叶、火柴杆比画尺寸，没错，就是韭菜叶。钢材更是没有，就去扒日军的铁轨。
我爸说，铁轨可大有说法，铁轨的上部做枪管，中部做主要零部件，底部做刺刀，边料做小零件，再用石油矿上废弃的钻杆代制造节套。最关键的是造枪管，那时候更没有枪管深钻孔的专用机床，他们找来废旧的长钢杆焊上刀头，硬是用自制的土深孔钻把枪膛孔钻了出来。没有拉线机，就把钻好孔的枪管放到自制的拉床上，用冷挤压的方法拉出膛线，整个操作过程全靠手工完成。
就这样，凭着几双手和土办法，1939 年 4 月，第一支“无名氏马步枪”在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毛主席看了之后，给我爸题了“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毛泽东”几个字。
第一批枪做出来做寿命试验，打了 200 发子弹就被叫停了，领导说：“不用再打了，挺好，就这样生产吧！”其实不是不想测，是物资太匮乏了，根本舍不得浪费子弹。有首歌里面唱“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背后，其实是他们那代军工人深深的无奈。
由于延安缺少生产条件，1939 年 7 月，中央军工局应朱总司令的要求，他们迁到了太行山的黄崖洞进行发展，我爸担任军工部一所副所长，代号 72 号，主要负责改进和生产新式步枪。他狠抓淬火工艺，解决了“无名式”枪管不耐用的致命问题。1940 年 7 月底，新一代“马步枪”诞生了。
用年轻人的话来说，这是一次技术“迭代”。新枪比“无名式”更进了一步，全长不到 1 米，仅重 3.36 公斤；结构也进一步简化，以适应简陋的生产条件；再配上黝黑锃亮的烤蓝金属件，油润的核桃木枪托，看上去十分漂亮。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三棱折叠刺刀，只需用手按下枪托下的锁扣，便能“唰”地一声迅速甩出并自动锁定，瞬间完成战斗准备。
1940 年 8 月 1 日，新枪被送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左权等首长看了都连声叫好。那天正好是八月一日，这支枪便当场被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徐向前师长还笑着说：“我当兵能背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彭老总当即责令军工部迅速组织按图纸统一批量生产，分发各根据地。
但批量生产又是另一道难关。工人们习惯了手工作坊，对严格的制度很不适应，磨合了半年多，才逐渐走上正轨。从 1940 年 8 月到 1941 年底，黄崖洞兵工厂生产了 3000 多支“八一式”。整个抗战期间，共生产各种步枪近万支。
好枪造出来了，黄崖洞也成了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1 年，在百团大战中吃了大亏的日军，重兵扑向太行根据地，开始了针对黄崖洞兵工厂的“扫荡”。左权将军亲自布置转移，将工人编成自卫大队，下设侦察、埋藏、地雷、掩护各队，每台机器、每件工具甚至半成品，都由指定专人负责拆卸、转移、埋藏到预设的秘密地点。
当地的民兵和乡亲们成了八路军最可靠的屏障。他们自发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日夜警惕着敌人的动静。正是靠着乡亲们冒死送来的情报，兵工厂才能一次次在敌人眼皮底下化险为夷。
我记得母亲讲过一个乡亲的故事，他被日军抓住，鬼子逼他带路寻找兵工厂埋藏的机器，他却带着敌人在山里转来转去，累得鬼子筋疲力尽。鬼子问：“埋机器有什么记号？”他憨憨地说：“我记得埋的时候，树上有一只喜鹊。”鬼子终于明白自己被耍了，气得暴跳如雷，最终将他残忍杀害。他用自己的生命和朴素的智慧，守护了兵工厂的秘密。
这样的乡亲还有很多，比如彭清理，日军窜入厂区后，将他吊在一棵榆树上，逼他讲出兵工厂埋藏机器和粮食的地方。彭清理不讲，日军就当着他的面，一个一个杀死他的亲人，但他仍然不讲。敌人气得咬牙切齿，便把他从瓮圪廊悬崖顶推下，幸得崖畔上有棵树将他托住，才得以不死。又比如宋贵珍大爷，为了保护我的大哥等五位“小八路”，不仅两座房子被烧得只剩残垣断壁，还失去了一位女儿，大儿媳也吓出了病。军工部一所指导员林溪阿姨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后跳崖摔成重伤，后被同志黑二则所救。
几乎也是同时，我爸带着工人自卫队在山上周旋。有个站岗的工人叫王小二，发现日军搜山，来不及报告就被鬼子从背后抱住，他拼命夺枪搏斗，被另一个鬼子连刺数刀牺牲。指导员晋济为掩护我爸撤离，不幸被俘，并和我母亲同时关在同一个战俘营“太原工程队”。
我妈那时怀着我大姐，在转移途中走散被俘。在被抓前，她把身上带的毛主席题词塞进石缝，她说，宁可丢失也不能落敌人手里，后来再没找到。在战俘营里，她目睹一位八路军连长面对诱降，痛斥日寇，被削耳断臂，最后高呼口号壮烈牺牲。那里每天都有被折磨死的人，不少俘虏会被拉到城外的坟地上，充当新兵的“活靶子”。
后来由于母亲没有暴露八路军的身份侥幸被保释，历尽千辛万苦找到队伍，但艰难远未结束。
1943 年 5 月，日军再次入侵黄崖洞，将大部分厂房毁坏，兵工厂又搬到平顺县西安村，同年太行山遭遇旱灾、蝗灾、洪灾，大家下班就上山挖野菜，野菜挖光了就吃树叶。在这种条件下，我爸病重差点没挺过来，却在病中念叨着画图搞革新。
他们一次次在焦土上重新扎根，在日复一日的绝境中，顽强地坚持着。除了八一式，我爸还主持研制了“新 65 步枪”“单响手枪”和“八一式驳壳枪”，参与研制了“60小臼炮”“八二曲”“曲、平两用炮”“50 平射小臼炮”及“50 炮弹”等武器装备，他和战友们生产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运往前方。直到 1944 年，日军战事四处受挫，无力再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他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那时候，到底有多难呢？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只是连我都觉得是遥远的事情，现在的孩子们，还能理解吗？
在那些闲聊里，他们似乎没怨过难，我也只是听。如今，过去了八十多年，父亲母亲早已离开人世，父母那代人也大多不在了。
但每次看到阅兵式上的先进装备，我都会想起他们在太行山里的日子。他们用最简陋的工具、最原始的“土办法”，锻造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从仿制到自主创新，到现在迈向世界一流。如果他们得知，在今日之中国，仍有一代代军工人，传承着太行腹地的那份坚韧，想必也会十分欣慰吧。
这份从绝境中淬炼出的精神，或许就是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