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刿的时代，战争逻辑发生了变革，

而他，是最先抓住变革的人之一。

此后，战争才开始向我们熟悉的样子演变，延续至今。

站在两千五百年的智慧上回望变革之初，觉得稚嫩是正常的。

幽王废长立幼，战败身死岐山脚下。

平王被迫东迁，王畿千里缩水一半。

桓王败于郑庄，王室威信丧失殆尽。

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以周王室为核心的旧有封建秩序崩溃。

大致以此为界限，战争的逻辑分为前后两种：

崩溃前，是所谓的君子之战。

约定时间地点，摆好架势，互相冲锋，连追击的步数都有规定。

这种“战争”，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一种比武审判，一种决斗。

是在绝对权威掌控下的一种争端解决机制。

华夏封建体系是周王室设计的，所有封国各安其位最符合王室的利益，互相倾轧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某两国之间有无法调和的矛盾，那你俩就选个好日子，找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公平公正地打一架，输家把嘴闭上，把利益让出来。

周大哥给你们做公证。

这样的战争逻辑，是不需要战略战术的。

崩溃后，是我们熟悉的歼灭逻辑。

大哥还威猛的时候，你不敢抢兄弟们的。

现在大哥折了，你看着隔壁兄弟家里的铜矿铁矿盐矿，你顶不住的。

就算你顶得住，你的臣子们也会让你顶不住。

利益的诱惑不断冲击脆弱的礼乐，直至将其彻底击碎。

诸侯之间相互攻伐吞并，成为大势所趋。

此后，兵法，诡道，才有用武之地。

但这种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春秋前中期有很多君子之战的残留。

比如拒绝半渡而击的宋襄公，他实际上仍把战争理解为一种决斗。

没有看清时代的变化，代价就是被淘汰。

直到春秋末期的孙武，新型战争逻辑下的军事思想才臻于成熟。

曹刿论战，发生在齐桓公继位的第一年，距桓王败于繻葛仅二十年。

王室已衰，霸主未现。

战争逻辑的变革被少数人捕捉到，但还没有成体系的军事思想。

因此，谁能提出自己的理论，并使其在战场上奏效，谁就是军事家。

尽管这些理论在今天看起来很浅显，但不要着急，给先贤们一点时间。

从曹刿到孙武，也就不到两百年。

但这两百年间演化出的军事思想却指导了接下来的两千年，甚至超出了军事的范畴。

我们活在他们的智慧中，而这种智慧，还将奏效无数个两千年。

况且，在《曹刿论战》中，曹刿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并非其军事能力，而是他如何理解国与民的关系。

为什么他否定了鲁庄公提出的前两条，却肯定了最后一条？

庄公说，好东西我不独享，一定分给大家。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曹刿反驳，你分的顶多只能是身边人，又不是每个百姓都能分到，有什么用？

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庄公又说，我如实奉献祭品，从不虚报数量。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曹刿反驳，神稀罕你这个？很了不起吗？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我们追问，那要怎么样，神才会“福”？怎么样才是“大信”呢？

曹刿的意思是，百姓的福祉才是君主与神灵之间最根本的承诺，神保不保佑你，要看你替神代管百姓的情况如何。

你庄公献祭了一只羊，请问是百姓人人家里都有一只羊，还是举全国之力为你凑出了一只羊呢？

庄公最后说，大小案件，就算我不能明察，也尽量按照情理。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曹刿不反驳了，他觉得庄公在这点上是尽职的。

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也就是说，君主也是有职责的，也是需要“忠”于什么的。

根据前两条的逻辑，君主忠于的，是百姓。

对于案件的公正处理，切实关系到每一个百姓。

犯了罪的得到公正的判罚，没犯罪的得到社会安全感。

如此，则人民都认可这个国家，可以一战。

所以，长勺之战的胜利不是简单的三击鼓的问题。

曹刿的战略思想首先发生在朝堂上，然后才是战场上。

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惠及每一个百姓，使得上下一心，无往不利。

他肯定庄公的司法公正，认为这是鲁国当前凝聚力的来源。

同时，也通过否定前两条，对庄公提出了期望：

你身边人得到什么不重要，神明得到什么不重要，

百姓得到了什么才重要。

随着兼并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开始思考曹刿思考的问题。

他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都想终结混乱，重建秩序。

而沿着这条思考的路径前进二百年，便是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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