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用了上千年的“斤”。

中学课本上说秦始皇推行了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仿佛一夜之间就齐刷刷完成了。

但是在真实历史上，这三件事的难度完全不一样，真正实现的程度也不一样。

统一文字是最简单的。因为在古代，识字人群基本就是精英阶层的同义词，推广共同书面语（不是口语）阻力不大，技术上也完全可行。

统一货币就难多了，古代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真正实现过货币统一。不同地方的金属品位不一样，铸币质量也就不一样，再加上统治者和民间都有很强的动机去制造劣币，这就导致各种不同类型的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成为常态。

直到晚清民国时期，各地使用的货币还远远无法实现统一。官府发行的法币往往都有好几种，此外市场上还有各种地方货币、外国货币、前朝货币。

新中国成立前，就连解放区的货币也做不到统一，而是发行各种地方货币例如“农民币”“北海币”“东北币”“边区币”，后来才被人民币统一取代。

但是硬要说的话，在古代让货币实现相对统一，还是有可行性的。毕竟农业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货币经济只占一小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集权政府对其有一定控制能力。

和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相比，统一度量衡在古代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度量衡实在太下沉了，无论精英平民日常都在使用，这就导致度量衡具有极强的地方性。

举个例子来说，晚清名臣林则徐曾经如此描述家乡福州的水稻生产：

“闽中早晩二禾，亩可逾十石，其地多山，不能腴于江南也。”

林则徐在这里说的十石是福建的十石，差不多是六七百斤，一石就是六七十斤。

然而在他用作对比的江南，一石可能就有上百斤，跟福建相比有足足三四成的差异。

福建和江南统一不了，那就算了，可是福建内部的度量衡能做到统一吗？

答案是还做不到。

清代康熙年间的地契资料表明，当时闽中闽清县的一石大约是 66-72 斤，而闽南永春县的一石只有 53-59 斤。

换句话说，就连一个县之内，度量衡也做不到完全统一。

各地物产不同、交易制度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在缺乏标准化度量衡器的情况下借用人体或自然物做比照也顺理成章。

那么好的，民间统一不了很正常，那么官府总有个统一的度量衡吧。

对不起，官府自己也做不到。

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的宋代部分，有一件北宋嘉佑元年（1056 年）制造的青铜则，标注为一百斤，实际重量是现代的 64000 克。

那么，这能说明宋代的一斤就是今天的 640 克吗？

答案是不能，因为考古发现的其它很多宋代青铜则，一斤都不是 640 克。

南宋初年，一斤变成了大约 625 克。到了南宋末年，一斤就只有大约 600 克了。大致规律是年代越晚，权重就越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有学者分析，这是因为宋代实行商品专卖制度，官府为了多获益，就倾向于悄悄缩小官秤的尺码，以便从百姓身上获取更多财富。

与此同时，官府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使用的官秤也有差别。这背后既有技术原因，也涉及官府内部的利益权衡与博弈。

所以说，就像破坏货币统一的常常是官府自己发行的劣币一样，破坏度量衡统一，激励民间使用地方性度量衡的“元凶”之一也是官府。

因此到了19 世纪，以法国为代表的第一批现代国家开始推广公制时，遭遇的阻力也很大。

在 18 世纪的巴黎，一“品特”（Pinte）相当于 0.93 升。但是在外省，一品特可能有 1.99 升甚至 3.33 升。

“欧恩”（Aune）是用来表示布料长度的单位，但是一欧恩亚麻布和一欧恩丝绸就是不一样的长度，有研究估计，大革命前整个法国大概有 17 种不同的欧恩。

和中国宋朝一样，旧制度下的法兰西王国也利用度量衡来掠夺人民：在 1674-1716 年间（大致相当于“路易十四时代”），用于收税的粮食单位“蒲式耳”（Boisseau）膨胀了足足 1/3。

19 世纪的法国为了推行公制，颁布法令禁止人民在市场上使用非公制衡器，但是老百姓在生活中依然习惯使用旧度量衡，人们还在公制衡器上刻上旧的单位。

19 世纪的法国政治家夏多布里昂子爵曾说：

“如果一个人满口都是公顷、米、厘米这些词汇，那他肯定是个当官的。”

20 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为了推广公制，对许多本土单位与公制单位实施挂钩，这才是现代中国真正“统一度量衡”的开端。

但是，民国政府一些“与国际接轨”的做法也不受欢迎。例如在历法改革的过程中，民国政府试图效仿日本，把农历春节与公历 1 月 1 日合并，最终在民间普遍抵制下只好作罢，唯一成果是把“元旦”从春节的同义词变成了对公历 1 月 1 日的称呼。

度量衡既是地方性知识的体现，又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博弈的重要场域，这就注定了它在古代国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所以说，“1 斤=500 克”是现代国家机器崛起的明证，也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产物。缺少任何一环，标准化度量衡都不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