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首先要区分北京和上海。

上海在 1949 年就有 500 万人口，44 条公交线，早就进入了彼此陌生的市民社会状态。就算后来搞计划经济，大多数工厂也没有能力跨越市区建立自己的后勤系统，必须依托市和区级的房建、商业系统，才能维持市民的现代生活。

而北京 1949 年只有 200 万人，大多数人和周边的农业区域关系紧密，可以达成直接贸易关系。《茶馆》最后几幕，就能看到饭店采购食品，往往不和专门的商业机构打交道。整个城市只有 6 条马路是硬化的，61 辆公交车，服务 4 条线路，整体上还处于半农业社会。

1949 年之后北京人口爆炸，到 1980 年，人数已经和上海接近了。但在手机出现之前，进北京的人都有自己的“单位”，无论是工人、干部，还是军人，首先都在大院内部、系统内部解决生活问题。冬天的蔬菜，夏天的水果，春秋的换季外衣，往往是“分”下去，而不是购买，所以北京的店铺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而且北京大多数客户的工作稳定，店铺的增减也不多，只要不拆迁就一直开下去。很多山东和河北老板的小生意，1985 年左右开张，现在都传给第三代了。你都不用和附近的住户说店铺名称，直接说老板的口音，他们就能帮你指路。

之前我做过一个研究，上海星火日夜商店在北京的发展。上海因为工人倒夜班和研发人员加班，计划经济时代就开了差不多 20 家 24 小时便利店（70 年代 大多数商品只要钱不要票证），同期北京只能在西单开一家，最后还关了。直到 2025 年的今天，如果你习惯了上海的商业模式，想在北京随便选一条街，走路买点日用品，难度还是上海的几倍。

1999 年春节前，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找了一个同学吹牛，半夜从西单走到西北片高校区，路上我根据上海经验，想在路上买点吃喝——居然没找到开业的店铺！最后还是到了大学宿舍，插上私接电路，才喝了点热水。

（下图的上海 24 小时商店是 1968 年开的，因为有利润，70 年代发展到几十家连锁。而在北京，对应的生态位，是各单位的夜班食堂，是各大院的“小灶”和后勤处。）

所以，到 1980 年甚至 1990 年，要在北京找一家不知名的店铺，其实不那么难，因为只要知道营业范围和顾客的阶级层次，你就可以开车到每个区域去问。在三环就等于城区边界的年头，搜索范围不算大——尤其是当时北京限行不严格，开个大发面包或者双排座货车，也能过长安街，唯一的问题是你要办纸质进京证。但进京证在北京行政边界上办，十几块钱，交钱就给。

（下图为 1996 年北京地图）

上海就相对麻烦了，直接看 2000 年的上海政府报告。

商业企业通过布局调整和业态扩展，以橱窗透亮、网络商业等工程为抓手，努力促进市场销售。全年国内商业增加值 316.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7%。连锁商业蓬勃发展，连锁业态已扩大到 45 种，年末全市连锁网点达 4460 家，其中，连锁超市门店 1750 家。

作为对比，北京此时的连锁网点是 1300 家。

而且上海的店铺，往往不那么强调区域特色，更多考虑流动人口消费。你问一个本地住户，附近有哪几个有特色的商店，他未必说的清楚。

所以，首先你要搞清楚，当时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找一家店铺，这在前手机时代是两个概念。

然后可以确认，带路人这个职业，对于一家不知名的店铺，毫无作用，不要浪费钱。

如果是北京（或者是上海广州之外的任何大城市），我就在地图上划出几个范围，每个圈内先跑主干路，然后在支路的路口上发烟调查。

给我一辆大发面包车，带上两条中档香烟，再告诉我店铺名称和老板的口音。只要不是藏在门头沟或者燕山石化这种地方，我有把握三天把人找出来

如果是上海（或者广州），我要根据店铺的营业范围，先去对应行业的批发市场，按行业找批发商，再根据老板的特征和营业规模，看看能不能找到疑似对象，然后根据送货地址去找。

如果人的特征能对上，但是没有送货地址，就发烟问市场附近的黄鱼车工人，看看谁给类似的客户送过货。这比地理撒网搜索更靠谱。但总的来说，成功率低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