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存在一个前置条件——帖木儿、鲁迷以及其他中亚、西亚，还有离得近的东亚、东南亚诸国，他们是怎么知道中国变天了？他们怎么知道中国现在国家从大元变成了大明、皇帝姓朱、都城在哪儿呢？
答案很简单——明朝主动派人过去告诉他们的。
虽然这个问题充满了挑事的意味，但其实是个不错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古代中国改朝换代之后如何昭告天下。
先说个现代的。
49 年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日周总理以公函的形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也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其实很短，全部摘录下来不过几百字，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是阐述旧政权的崩溃：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幸赖我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二是介绍新政府的成立：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选举了……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三是新政府的配置：互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兼外长，毛泽东为主席，朱德为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法院长，罗荣桓卫最高检检察长，责成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进工作；四是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注意，这个文件不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不仅给外国驻华使领馆传达，也在国内各地公示，比如下图这个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公告就是当时陕北翻印宣发的：
基于当时已经有了电报等通信系统，所以 10 月 1 日建国，同日消息传达到国内外各地，第二天苏联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公告”，然后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这算苏联正式承认了新政府。
接下来就是互相委派大使了，10 月 4 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被苏联任命为首任驻新中国大使，携带苏联国书出发前来北京，10 日到京，16 日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中国这边，10 月 20 日毛主席和周总理签署了国字第一号国书，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然后王稼祥出发赴苏，在 11 月 3 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递交国书：
再次重申，这是基于有现代通信，所以可以做到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2 日苏联承认、10 日苏联大使抵达北京、31 日中国大使抵达莫斯科。
那么在古代，没有这种通信手段，这种昭告天下就得通过传统的传递和送达的方式进行了。
巧了，明朝建立之后的这方面行动正好可以作为新中国外交开展的一个古今对照组：
明朝开国大典是在吴二年的正月初四，也就是 1368 年 1 月 23 日，地点是在南京南郊，应该是现在南京的天坛村小区一带，“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在明朝的开国大典上，有一份“祝文”，也就是写给神灵、天地、祖先看的文件，内容的话其实和 49 年的《公告》有些解构类似，一是阐述旧政权的崩溃：宋运告终……（蒙古）今运亦终；二是介绍新政府的成立：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各地群雄），诸臣下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三是新政府的配置：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不一样的是，明朝是开国之后才宣布的政府官员任命。
然后在第二天，也就是洪武元年的正月初五，“诏告天下”：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是年为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建大社、大稷于京师，立妃马氏为皇后，长子标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份诏书跟昨天的祝文相比大同小异，只不过接收方不同所以措辞不一样，但内容主旨也是上边说的那三方面。这份诏书应该也同时递送传达给了在各地征战的将领，但各省府州县应该还没传达，因为开国大典的时候各地知府知州知县来京参加了，他们是在正月最后一天才回去的，“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所以类似于上图陕北地区的给各地百姓看的公告，应该是这些地方官回任的时候才带回去发布的。
三千年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三千年后周虽维新，其命旧邦。
创新是割不走传统的。
洪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六，也就是明朝开国将近一整年之际，朱元璋遣符宝郎偰斯出使高丽，汉阳知府易济出使安南，《明太祖实录》上收录了这两位使臣携带的诏书内容：
壬辰，遣符宝郎偰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曰：“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八藩、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余不多及。”
遣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诏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远，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这两段诏书都不是什么诘屈聱牙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逐字看一下，内容和即位时的祝文以及第二天的昭告天下基本一致，只是最后加了类似于《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的内容，有对外属性。
现在有电报，所以可以在建国当天就同步给其他国家，但明朝没有，所以必须派使臣专程前往，对方如果想达成朝贡关系，也必须专程派人前来，因此时效性往往很差，三年五年都是正常的。
有趣的是，同日去“外国”送达诏书的，还有一位去重庆的，这份文件是“遣使以书谕夏主明升”的，给大夏国，但很明显这并不是第一次给，因为按照《明氏实录》记载，开熙二年也就是洪武元年四月前，大明皇帝就已经“来告即位”了，为此明夏派平章邹敬还去南京贺了一下，此事在《明太祖实录》中没写，但在徐达攻占元大都之后再次派人去南京称贺这事记载了，叫“夏主明昇闻王师克元都，遣使来贺”，时间置于洪武元年十月。
也正是因此，洪武元年十二月底这次派使臣去重庆给明夏的国书就不是跟高丽、安南那样通告明朝建立的，而是回书，所以开头第一句就是“今秋大将军平元都，远劳使者来贺”，感谢老铁在十月来捧场。
洪武元年四月前就给四川的明夏政权发了即位建国的公告，但洪武元年十二月底才给高丽、安南，老朱在给高丽的国书里说是“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应该是之前就没想着给他们发。
而明夏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明朝的“外国”。
明朝派人出使高丽这事在《高丽史》中能对照起来：
四月壬辰，大明皇帝遣符宝郞偰斯赐玺书及纱罗段匹总四十匹，王率百官出迎于崇仁门外。其书曰：
大明皇帝致书高丽国王：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天命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忽暴兵疾至，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不宁，荷天之灵，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于姑苏，南平闽越勘定八蕃，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修书遣使，涉海洋，入高丽，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天监其德，岂不永王，高丽也哉。朕虽德不及中国之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
把《明实录》记载的这段跟《高丽史》记载的这段放一块，会发现内容基本一致，只是某些话术不同，比如《高丽史》写的开头有句抬头叫“大明皇帝致书高丽国王”而《明实录》没有。
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洪武二年正月二十，朱元璋议定派出了更大规模的使臣，去报知更多的“四夷”——“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
二月初四，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蛮贡虎、象、方物”，这是明朝第一次有四夷来贡，时间甚至在高丽、安南之前，而且是主动来的，朱元璋很高兴，为此甚至追回了本来的诏书，换了个新的，于是在这份新写成的给占城国王的玺书里加上了这个内容：“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蛮奉虎、象至，王之诚意，朕已具悉然。虎都蛮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报王知之。”你的人还没到，我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们俩乃是互相奔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
这次发出去的几份国书，内容跟去年给高丽和安南的大同小异：
占城：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
爪哇：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使报王知之，使者已行。
日本：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
总结起来基本就是一个事：窃据中国的蒙元已经完了，我是新的中国之君，怕你们不知道，专门派人告诉你们一声。
六月初十，安南使臣到了，贡方物、请封爵。
壬午，安南国王陈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叚悌、黎安世等来朝贡方物，因请封爵。
老朱很高兴，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使其国，封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这次的待遇跟去年年底去安南报信的不一样，上次是通知，这次是正式册封确立宗藩关系，所以携带的东西以及诏书内容都不一样：
诏曰：咨尔安南国王陈日煃，惟乃祖父，昔守境于南陲，传之子孙，常称藩于中国，克恭臣职，以永世封。朕荷天地之灵，肃清华夏，顷驰书而往报，冀率土以咸宁。卿能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法尔前人之训，以安遐壤之民，眷兹勤意，深可嘉尚。是用遣使赍印，仍封尔为安南王。於戏！视广同仁，思效哲王之盛典；爵超五等，俾承奕叶之遗芳。益茂令猷，永为藩辅。
这种格式的文书是中国历史上的标准册文，金国当年册封伪齐刘豫也是如此：咨尔中奉大夫，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东平府事，节制大名、开、德等府，濮、博、滨、棣、德、沧等州刘豫……是用遣使……备礼以玺绶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大名府……惟天难谌，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无忽朕命。
同样的国书，传谕和册封是不一样的，用词不同，格式也不同。前者曰“诏”，后者曰“诰”，诏书一般是说明情况，而诰命则是仿照尚书以及青铜器金文画风，这俩的区别在于，前者你如果不想搭理的话可以不管，而后者不是随便就给的，必须是你表示臣服了才会给，而且给了你之后你还得再派人过去表示一下感谢。
八月初二，观望了八个月之久的高丽也来了，奉表贺即位，贡方物、请封爵。八月十四，朱元璋遣符宝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往高丽封王颛为国王，这次带了一封诏书一封诰命，载于《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限于篇幅我这儿就不粘贴占地方了。
九月十五，高丽国王王颛遣其总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雨上表贡方物，谢恩。此事占城也来请封了，所以又派了中书省管勾甘桓、会同馆副使路景贤前往册封。
事就这样成了。
那说不对啊，怎么安南就没来谢恩呢？
因为安南国王死了，去册封安南的使臣直接停在广西不走了，所以等洪武三年四月又派出吏部主事林唐臣前往册封新王，然后六月十四“安南国王陈日熞遣……等来上表谢恩”。
其实这种册封才标志着成为正式藩属国，因为经过这个环节之后，明朝再有什么事就会同步一份。比如洪武三年四月份的时候为了开科举“诏设科取士”，同时“遣使颁科举诏于高丽、安南、占城”。而在这年顺帝败死，买的里八剌被俘，王保保单骑逃脱，明朝二次北伐取得了决定性成果之后，朱元璋颁《平定沙漠诏》于天下，同时“遣使赍诏，谕安南、高丽、占城”，反而没去给在四川的大夏皇帝明昇送信，也是基于此。
这里头的政治意味就是，接受了明朝正式册封的安南、高丽、占城就此成为了明朝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
洪武三年的二次北伐胜利也标志着明朝正式站稳了脚跟，只要不出额外的幺蛾子，基本不可能被北元反推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胜利无疑让朱元璋的信心大增，也让明朝再次扩大了宣传诏谕的范围。六月二十，朱元璋遣使持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畏吾儿等国，八月庚申，遣通事舍人巩哥锁南等往西域招谕吐蕃，辛酉遣吕宗俊等招谕暹罗国，戊寅遣使持诏往谕三佛齐、浡泥、真腊等国。
外部同样给出了对此事的正向反馈，海外各国开始派人前来进贡（注意，不是请封），西、北方向的原蒙元总是、贵族和地方豪强开始规模化投奔明朝，明朝将其册封为卫所军职（比如高昌卫、岐山卫、武靖卫）。
其后的明朝大抵延续了这种朝贡和册封体系，而且册封要比朝贡更高一级，这俩并不是平级的，册封一定有朝贡，但朝贡则不一定册封，比如洪武五年就遣使诏谕琉球了，但直到洪武十六年才正式册封琉球。
所以，册封诰命 + 赐以印绶才应该算是藩属国的标志，而不是朝贡。因为有这两个标志的外交关系在的话，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死了之后，继任新王会前往明朝报信并寻求册封，然后明朝再专门派人前往册封新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任命的仪式，而简单的朝贡国则没有这个环节。
也正是因此，明朝的朝贡范围要大得多，但册封范围就没那么夸张了，比如吕宋，吕宋虽然离着中国很近，而且洪武五年正月就遣使来贡，但明朝从未册封过吕宋，因此说吕宋是明朝的藩属国我觉得就很牵强了。
永乐即位之后无疑是再度重启了他父亲建国初年的宣谕事业，包括郑和下西洋以及开设奴儿干都司的各个卫所，也是这种政治工程的一部分。永乐时期的朝贡和册封区别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模糊，因为册封有些泛滥了，甚至凡贡必封，连苏门答剌和满剌加都有印诰，而且海外封臣和“中国”疆域的界线也出现了模糊，比如朱棣还亲自撰文册封浡泥等地方的山川，并将其纳入镇山体系中。因此，永乐时期的政治外交格局和洪武时期以及宣宗之后是大为不同的，讨论明朝的藩属范围不应该以永乐时期为标杆，而应以洪武和宣德以后。
那么，帖木儿和鲁迷等中亚、西亚外交层级又是怎样的呢？
很明确，明朝跟撒马尔罕就是普通的朝贡层级，虽然有遣使前往，但是从未有赐以印绶的环节，即使是在永乐时期都没有过册封某某国王以及赐以镀金或者金印，双方保持的是朝贡的关系，因此也不能说欧洲中亚都是大明藩属国，大明也不算欧亚各国的宗主国，关系达不到那种程度，如果对应现代外交关系，这种朝贡关系应该类似于双方建交，可以以国家身份互通有无相互贸易，但并不存在宗藩关系，毕竟宗藩关系放今天差不多得是格陵兰（丹）、波多黎各（美）、留尼旺（法）、托克劳（新）、安圭拉（英）这种，
而且，如果把永乐时期排除在外的话，册封诰命 + 赐以印绶=藩属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就像最大的 bug 存在，日本，也可以自圆其说。
很多人都觉得，把日本算作明朝的藩属国有点儿过于抽象，明朝虽然在洪武时期多次往日本派过使臣，日本也差不多每次进贡都没落下，但从未“请封”过，所以明朝也就没有册封过。但是在洪武之后，日本还真就请封了，明朝也真前往册封日本了，而且还是建文帝封的（这要是以后日本也团结的话，课本上高低也得多写建文一笔），永乐元年十月明朝又“往赐日本国王冠服、锦绮纱罗及龟纽金印”，还“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足利义满（源道义）回书也是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永乐六年足利义满死了之后明朝还派太监周全前往祭并赐谥“恭献”，又册封源义持（足利义持）嗣日本国王，而日本现在也承认这三次的册封，足以见这种册封并非如当下简中互联网所说的一厢情愿。
因此，用请封、册封、赍印三联一套作为藩属国的标志的话，明朝的藩属国就是朝鲜、琉球、安南这仨，以及嘉靖之前的占城、暹罗，成化之前的真腊，还有永乐时期包括日本的那一堆，虽然即使这样听上去也有点儿招笑，但较之于朝贡就等于藩属，已是合理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