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皇帝被虏，为什么靖康之耻和土木堡之变，一个称“耻”，另一个却称“变”？
很简单，恰恰是因为有了土木堡之变，靖康之变或者说是靖康之难，变成了靖康之耻。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靖康之耻”的称呼，长期以来是不见于学界与正史之中的。一般比较正式的称呼是“靖康之变”或者是“靖康之难”，也有称之为“祸”与“乱”的。《宋史》、《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均是如此，只有《宋史全文》中有一处关于靖康之耻的说法记载，《宋史》中出现过一处“ 丙午之耻 ”的记载，而学术研究中继承了这个观点，一般也都将这一事件称为靖康之变或者是靖康之难。从这个角度上看，靖康之变与庚戌之变一类的事件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当然不是说带宋君臣就觉得这事不够丢人了，只不过丢人那是私下说的，多半是在自我激励的时候才这么用，比如大家熟悉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其基调实际上是要激励大伙干他娘的；就连高宗自己也跟臣子这么说：“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
但是一旦到了稍稍正式一点的场合，那么对这事的称呼马上又变了——不信的话大伙可以翻翻宋人笔记，笔记中大家都很有默契的将此事称为“靖康之变”或者是“靖康之难”，目前还没见到有“靖康之耻”的记载，当然也可能是我手头的宋代笔记还不够全。
靖康之难六宫皆北去惟先朝嫔御得免乃建承庆院以处之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栐，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 —— 容斋续笔
靖康之变，金人尽欲得京城宗室。有献计者，谓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据以取，则无遗矣。虏酋立命取籍。 —— 闲燕常谈
不仅宋时笔记如此，直到明朝，“靖康之耻”的说法依然不多见。直到土木堡之变爆发，明人心态大崩，于是纷纷重提靖康旧事，以此做政治隐喻。而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满江红》这首词的广为流传。
岳飞本人命途多舛自不必言，《满江红》作为他的代表词作自然也遭到了跟他本人差不多的命运。在宋金时期，由于复杂的政治影响与当时南宋词风偏向婉转阴柔的原因，这首词选家不录，也无评点和唱和，词人和词评家对它不置一词，自然也就鲜为人知。明代景泰六年，汤阴典教袁纯编了一部《精忠录》，终于算是将《满江红》收录了进去。继而天顺二年，秀才王熙在汤阴县岳庙肃瞻亭院东南角将这首《满江红》刻在了墙壁上。这段时间正是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由盛转衰、民族意识高亢的时候。而岳飞的这首满江红无疑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弘治十四年前后，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书写刻石，立于杭州岳庙，至此，《满江红》这首词才开始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虽然清代对这首词进行了一些“冷处理”，但由于清代统治者对岳飞的总体态度仍是以肯定为主，所以《满江红》这首词依然流传了下来。
后人做过研究，满江红这首词的热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过明显的变化：
上表是根据历代主要词选的选词、评点、唱和情况、以及 20 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论文，当代互联网网页链接数这五项数据指标，采用统计学原理，综合考察 500 首宋词名作的入选率、点评率、唱和率、研究率和链接率，确定出来的知名宋词排行。
那么大伙可以看到，满江红到了清代以后热度是大幅度上升的。这是因为到了民国时期《满江红》不仅被谱曲作为军歌使用，更在历次反帝运动中被印刷成册，广为流传。而“靖康耻、犹未雪”的说法也随之普及开来，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之后的抗日战争中，《满江红》经刘雪庵与杨荫浏改编谱曲后广为传唱，此曲后来被大陆和台湾的中学音乐课本同时收录，是二十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的典型产物。所以“靖康之耻”的说法也随着《满江红》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相比之下，土木堡之变就没有这样的机缘，所以两者一个称“耻”，一个称“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这就叫一个历史事件的称呼，固然要考虑到事件本身的影响，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