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应该有个镜像问题：佛寺的僧侣们为什么要种茶？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一致——因为酒 / 茶是寺院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容易打出品牌的产品。

古代寺院经营的产业很广，除了传统的婚丧法事、治病驱魔以外，僧侣们也种植谷物、饲养牲畜、进行农产品加工。很多寺院都有公共集市功能，一些比较有钱的寺院还会放贷、投资房地产。

换句话说，作为封建农业经济体的一种，寺院其实什么都干。但是这么多产业里面能干出名头，干得持久的其实不多，酒 / 茶就是其中之一。

酒和茶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麻醉消费品，依赖产地和技术，产品天生就具备很强的差异化特征，能做出品牌。与此同时，这两个产业又不是特别依赖封建生产关系，因此不容易被时代淘汰。

举个例子，查特酒，法国加尔都西会的拳头产品，得名于该会的大查尔特勒修道院。从 17 世纪开始，查特酒的配方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据说包含一百多种植物原料，外人根本无法破解秘方。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抵达高潮，加尔都西会遭到驱逐，修士们带着配方流亡了几年，这几年法国就没人能生产出查特酒，直到大革命之后修士们回来，查特酒才复产。

1903 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推行政教分离，和天主教会决裂，法国本土修会全被驱逐。法国一家本地公司得到了加尔都西会的酿酒厂，开始尝试在没有配方的情况下生产查特酒。

与此同时，流亡西班牙的修士们也开始在塔拉戈纳按照秘密配方生产查特酒。就这样，市场上一时间出现了两种查特酒，双方互不相让，甚至还在美国打起了商标官司。

结果证明，掌握祖传配方的还是更胜一筹，那家法国酒厂 1929 年就破产了，其资产在二战后又回到了加尔都西会手中。查特酒直到今天还是修会的专属产品，据说全世界知道配方的只有两个僧侣。

说到这里，其实中国饮料界也有个类似的案例，那就是广药和加多宝的王老吉品牌之争。有趣的是，传说王老吉创始人王泽邦的凉茶配方也是从一个道士手里得到的。

东亚寺院道观种茶制茶的传统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远溯到中国魏晋之前。中国进山朝拜的山道上多设“茶棚”，一些寺院还有负责供茶的役僧“茶头”，“茶王”陆羽年少时在佛寺当过差，明清蒙古人入藏朝圣之旅称作“熬茶”......

中国很多名茶都和寺院、僧人有关，比如大名鼎鼎的西湖龙井，在唐人陆羽《茶经》里的记载就是“钱塘（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直到明朝，龙井茶才算是走出了寺院，在民间广泛种植。

有茶的例子做对比，就不难理解修道院酒品流行的原因了。教义层面的一些理由，例如茶与禅修的关系，酒与弥撒的关系，这些关系或许有一定解释力，但酒 / 茶产业本身的特点才是关键。特别是随着现代化到来，寺院经济解体，寺产凋零，能跨过这些坎的传统产业更是屈指可数。

也就是说，寺院生产酒 / 茶在世人眼中出名，根本原因还是幸存者效应。古代寺院其实什么都生产，只是除了酒 / 茶，别的产业要么是同质化太强难以打出品牌，要么是撑不过现代化转型早早就退场了，导致最后就剩下个酒 / 茶出名。

东亚寺院因戒律原因产茶不产酒，欧洲寺院因物产原因产酒不产茶，如果没有这些客观条件限制，它们也不会不染指另一种高利润的消费品生产，原因不过是能赚钱尔。

值得一提的是，酒和茶这两种产品在古代寺院经济当中并不是相互绝缘的，耶稣会在南美洲建立的传教区就是它们的交汇点。耶稣会士对这两种产品都不拒绝，他们既生产葡萄酒，又生产马黛茶。当然在某些历史时期，他们也对这两种产品提出过宗教层面的批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把酒厂和茶园做大做强。

18 世纪下半叶法西葡驱逐耶稣会后，整个美洲大陆的耶稣会产业都被没收瓜分。如今。耶稣会在它当年最引以为傲的制药业里一点影子都没留下，但是智利的康塞普西翁葡萄酒和巴拉圭的马黛茶依然会把自己的历史荣誉追溯到耶稣会的功劳。

耶稣会不是托钵修会，它的经济活动首先是为了做大做强，荣耀上主或名留青史并不是第一追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今它最出名的产业依然是酒和茶，这一点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