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和下面的很多回答，显然未能弄清楚：林冲这一文学形象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核心在哪里。
吴组湘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水浒传》中的林冲部分——
就我所读过的写人物思想转变的作品来说，像《水浒传》这样写得真实自然、深入精到的，实在不是很多。
这句话一语中的。
吴先生准确地抓住了林冲故事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于“转变”。
也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一个刀都已经架在脖子上，还要替凶手求情的人，如何最终转变成了把仇家剖腹剜心之后，还能平静地撒谎离开的人。
如果说，林冲始终是刚登场时那个温良忍让的中层军官，面对高衙内，甚至洪教头，都只是一昧退缩（如这个题目所问，或可称之为比较“窝囊”）。
又或者，他始终像后期杀王伦时那样，动不动就一脚把桌子踢开，一把从衣襟底下掣出刀来，那么，整个“林冲传”就会大为逊色，绝不会如此亮眼。
假如为林冲这个人物勾勒一个性格谱系，那恐怕是这样——
横轴：情节推移带来的转变
毫无疑问，林冲是“软弱”的。
别说在高衙内面前，就是沧州牢城营里，差拨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骂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头都不敢抬一下，等人家发作过了，他还是陪着笑脸送上银子。
整部《水浒》里，再没第二个梁山好汉这样好欺负。
又比如，早期的林冲始终自称“小人”，永远把自己摆在“低小”的位置。
他对开封府尹、对岳父张教头、对自己的娘子、对押解他的董超薛霸、对牢城营的管营、对柴进、对王伦、对朱贵，甚至对柴进庄上的庄客都自称“小人”。
然而，林冲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和演进，经历了一个从忍让到爆发，从软弱到强悍的过程。
仍以自称为例，在柴进东庄的米囤，庄客们不愿意卖酒给他，林冲一怒之下用枪杆把人都打跑了，然后自言自语说了一句：“都走了，老爷快活吃酒。”
我一直以为，这 9 个字是神来之笔。
如果这话出自武松、李逵之口，就毫不稀奇。
在空荡荡的草屋里，恰恰是一直安分守己的林冲，唯一一次称呼自己为“老爷”，并且说出了“快活”两个字。
此时，他刚刚手刃了三个仇家，摆脱了高俅父子三番五次的追杀，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尽管只敢在无人之处。
再后来，晁盖等人上山后，林冲拜访他们时，谦称则换成了“小可”。
这个极其微小的变化，反映出他的心境已经不同于往日，也就是再不把自己看得那么谦卑。
很显然，人物言行的变化，绝不是“天生性格”就能一锤定音，而是始终与他的外在境遇紧密相连。
如果只看到在酸枣门外的岳庙，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放下了自己的拳头，那么未免过于片面了。
因为此时的“抑”，正是为了后期的“扬”作张本。
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被自身的境遇所推动，林冲的行为有明显的转变，这种“性格转变”带来的张力，才是这个故事的魅力之一。
纵轴：性格的多面性和丰富性
经典文学形象必然具有多面性，否则容易陷入呆板、脸谱化的窠臼。
林冲的性格当然也有很多个层次。
比如在生活和做事上，他相当精细、稳健，发现草厅被雪压倒，首先就想到去检查火盆里的木炭是否会烧起来；两次离开草料场，都不忘记要锁门。
我曾经对比过林冲在草料场和刘唐在灵官殿的两处描写，从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一个久居职场的中年社畜和一个浪迹江湖的无业闲汉之间的巨大差别。
但另一方面，在世道险恶和人情世故上，林冲又不乏糊涂、幼稚之处。
比如在野猪林，董超、薛霸提出要把他捆在树上，他居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再比如在沧州牢城营，众囚犯指导他要给差拨、管营送人情，林冲反问道：“如要使钱，把多少与他？”
这里可以和宋江在江州牢城营的做法进行对比。
宋三郎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很快就利用银子和人情把上上下下都收拾得妥妥帖帖，结果就是不出半个月，“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
一个是专业人才，一个是领导人才，大家的技能点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显是宋江的能力更为强大，已经到了不需要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地步。
林冲性格的另一个层次是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和克制力。
在岳庙面对高衙内是一次，他不仅能够在盛怒之下收住自己的拳头，还反过来倒劝鲁智深不要造次。
这种对情绪的惊人控制力，寻常人做不到。
在柴进庄上又是一次，洪教头的傲慢无礼连柴进都看不下去了，“心中好不快意”。
而林冲不仅躬身唱喏、拜了两拜、起身让坐，且面对对方连续不断地挑衅和轻视，始终默不做声，开口时也只说“不敢”。
然而一旦行动起来，林冲又极其干脆、果断。
短短几招之内，他就打败了洪教头，让对方挣扎不起。
以最快地速度地结束比武，才是对对方最好的反击和羞辱。
在山神庙，他直接把仇家的头颅和心肝摆在供桌上献祭神灵，完成了小说里第一场血淋淋地复仇，随后又全身而退，甚至冷静到连葫芦里的酒都不忘记吃尽。
林冲是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形象，仅仅以“窝囊”两字来概括，恐怕实在过于肤浅和表面了。
个性：在梁山泊的象限里
《水浒传》虽然不像金圣叹所说，完全做到了“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但作为小说重点塑造的主角之一，林冲是独特的“这一个”，他绝不能是平民武松，也不能是旧贵族柴进。
哪怕同样是“军二代”，最后都走上了梁山，他和花荣、杨志、呼延灼之间也截然不同。
梁山上有大把军官后代，但上一辈的家世传到每个人手里，价值感是不同的。
比如花荣，是功臣之子。从妹妹与他同住，且他能够主张妹妹婚事这一点来看，极大概率父亲已经为国战死了。
但是本人太年轻，过于自负和心高气傲，根本忍不下官场上的腌臜之气，所以动不动就要弃了这道官诰去和上司拼命。
祖上的身份和自己的官职，对他来说，并没有构成束缚。
再比如杨志。“杨家将”的名声太大，成了摆脱不掉的包袱和心结，害他满脑子心心念念地只是要“与祖宗争口气”。
在林冲这里又不一样。
他老爹只是个提辖，没有杨家将那样显赫的地位，自己又人到中年，不再像花荣一样年轻气盛了。
美貌的妻子和伶俐的使女，以及东京城里“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的日子，对林冲来说，是不能够轻易抛弃的。
而花荣决定为宋江殉死的时候，吴用特别提醒他，家里的娇妻幼子将无所依靠，可仍然没能动摇花荣的决心。
可见，哪怕出身、地位相似，由于人的年纪、性格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必然有所不同。
林冲和这些人的差异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个性。
所谓他为什么不能像王进、不能像武松之类的看法，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并无意义。
因为没有一本小说会重复塑造雷同的人物。
哪怕是相似的处境，也必须写出差异来。
在这方面，《水浒传》已经提供了很多经典案例，被金圣叹总结为“正犯法”。
每个人物都应该独特，这是小说写作的原则之一。
共性：中产阶级的脆弱感
其实，无论林冲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比如像李逵一样当众把高衙内打死或打伤，或者像柴进一样寄希望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抑或效仿王进母子，夫妇两人连夜逃亡，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从高衙内看上林娘子的那一刻起，林家在东京城里稳定、体面、优沃的中产生活就已经结束了。
“忍耐与退让”的处理方式，是林冲试图保住美满生活的最佳选择，也是束缚住他手脚的根本原因，尽管心里“郁郁不乐”。
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不过是短暂地延缓了家破人亡的过程。
位高权重者扬起的一粒灰尘，落在中产头上，就是一场雪崩。
哪怕今天人家看上的不是你的老婆，而是你家的几把扇子，照样也能弄得你倾家荡产。
甚至于，都用不着自己动手，自有人替他办事。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有个石呆子的故事。
贾赦看上了他家的几把古扇，他不肯卖。贾琏不愿意为难他，结果贾雨村自告奋勇，设个圈套，讹石呆子拖欠官银，直接抄了家，扇子就落入贾赦的手中。
从这个角度讲，林冲的处境又是共性的。
他的“软弱”与其说是人物天生的性格，倒不如说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软肋。
表面上看似幸福的生活，实则抗风险能力极低。
这种不堪一击的脆弱和无奈，具有深刻的普遍性，而且比农村的败亡更令人触目惊心。
对城市中产的欺凌和压榨，让他们沦落到无法自保的地步，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意义，在林冲故事写出来的那个时代，就已经被注意到了。
这才是小说想要传达和呈现的价值。
所以，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是成语“逼上梁山”的主角，而不是小镇青年武松，或者佃农出身的李逵、打渔出身的三阮。
这个成语出现的最大意义，就是扩大了另一个成语“官逼民反”的涵盖范围。
从此，“上梁山”的可以是任何人，不一定只是“民”了。
小结
本来，“逼上梁山”这个成语出现的时候，世人对林冲故事的认知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但是，最近这几年，有了一些新的论调。
核心是竭力将人物形象与社会环境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人的性格，试图把“社会矛盾”解读“性格矛盾”，并刻意将一切遭遇的根源归结于人物自身的弱点。
同时，又孤立和静态地分析人物形象，忽略外在际遇对人物性格变化所起的作用，将其人设简单地视为“一成不变”，未能理解小说写作中采取的“先抑后扬”的处理方式。
这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使得“林冲传”的艺术魅力大幅削弱，以至于有的读者几乎不明白“林冲”这个人物为何能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其意义究竟何在。
其实，作为中产阶层的代表，林冲恐怕是《水浒》中最贴近当下读者的一位，“林冲传”的意义至今仍未消失。
2023.6.11
另一些与林冲相关的回答，可移步：
如何理解《水浒传》中的林冲？他有没有出卖鲁智深？央水最后把林冲改为气死，到底是超越了原著还是更烂？山神庙里，林冲究竟是怎样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