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十二个时辰这个事儿吧，本身是巧合，但是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这不是巧合，当时就是这么安排的。
根据出土文献内容来看，我国先秦时候是十六时制的，在人定，人睡着之前，只有十一时，人睡着之后还有五时。这个大多数人都睡着了之后的五时，变成了后来的五更。
到了《汉书》，直接把这五更去掉了，一天只剩下十一时（也可以理解成把五更整合成一个大时辰变成十二时制，因为这时候的十一时是不包括人睡着的那段时间的，并不能说是一整天有十一时）。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早期就连经络都只有十一条，十一时和十一经络是很容易配合起来的。后来，人为追求对称，才给一整天加了一个时辰变成十二时，这时候已经到隋唐时期了，后面再说具体的时辰安排。
我们用地支附会时辰，开始也非常早，先秦出土文献中就有这样说的。但是，这很明显，不是有十二个的时辰，要如何才能分给十二地支呢？事实上，在不同的文献中，这种分配法都完全不同，没有共性，很是随意，但肯定都不均分，每个干支各占一个到几个时辰。
先不说隋唐以后，直说秦汉的时制。在这些时辰名中，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太阳的位置，另一类是人类或者动物的活动。
先说主观性强的，人类的活动，虽然贵族确立了三餐制，但在老百姓之间，什么时候吃，吃几顿都是没有一定标准的（老百姓可能没有朝食，贵族还有专门的夜宵时间），很难拿这个确定一个精确的时间段，吃饭睡觉时间不取等，有些记载上还另外加了一些表示同一意义的词作为新的时间名。
比如日晡时，吃晚饭的时候，有些出土文献上还加了一个下晡时。这是一顿盛宴终于吃完了，还是又补了一顿，还是到这个时候才吃，我们现在没有资料考证。
动物就更没准了，大家应该都经历过。比如一晚上鸡可能叫好几遍，所以在时间名中，出现了"鸡前鸣"、"鸡中鸣"、"鸡后鸣"和“鸡元鸣”这些表示好几次鸡叫的时间。
至于太阳的位置，我们都知道，在不同季节中，昼夜不等长。比如夏天白天长，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时间段过长。古人增加了“日未中”、“日过中 ”这样的对太阳位置的描述，作为时间的名字。
这类更加细化的分时文献，一般出土在西北，都是不止 16 时制的。比如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甲种《日书》，再比如居延汉简的 18 时制，和随夏冬季节不同而不同的 32 时制。这种时制，可以很好地指导生产生活，但问题就是并不精确指定。
西北之外的地方，处理更简单粗暴，他们只留下像“日中”、“黄昏”这样现象明确的时间点，其他的能大概确定的就留下来，确定不了的就删除。比如《淮南子》的 15 时制、《史记》的 14 时制和 13 时制，尤其这个 13 时制，是明确说了如何分昼夜的，白天 9 段，夜间 4 段，这时候把五更都给改掉了，但显然实用性不强。这种不适用性体现出之后，大汉试行过把夜间加到 7 段，凑回 16 时制，也还是没有传到现在，我们脑子里还是秦制的五更，可能是打更的这个专业的人习惯了改不过来。这两本书比较接近当时的中枢，可见当时并没有实行真正统一的时制。
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一点，那就是不管是内地还是边陲地区，时称基本一致，西北地区只是在上面加上几个字来细分而已，他们去东部地区与人交流，即使各个时间段都不均分，但就是并不会有任何障碍。所以，汉朝时候，其实是没有人注意到东西描述时间是有显著不同的，没有统一时制的必要。秦明明书同文车同轨了，也并没有真正统一时制，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唐朝以前，连算命都没有时柱，只有六个字，因为那时候的人根本说不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时辰。
后来到了隋唐时期，开始推行了十二时制，涵盖了一整天的时间。但是，这时候的时间仍然不是均分的，而是按照干支的阴阳属性，存在大时和小时。甚至直到宋朝时，官方的记载中还是这样：一大时有三小时，所以有初、正、末三分。小时只有一个，比如午时。所以我们说午时三刻，指的时间就不会乱，比较精确，大时就不会说几刻，而会说初几刻正几刻。所以这时候修订的经络学说，按时辰过经循行，比较长的经和比较短的一样，都是看起来同样几个时辰走完，就是因为长的经络走的时辰本来就更长。
到了元朝，用的时制如图所示，每个时辰都不均等，有大有小，最大的差异甚至差出了接近两小时。这不是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只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所谓的太阳定位被传到了国内，基本是现在说的真太阳时的意思，但是它又不是实际生活地的真太阳时。由于不是很实用，说起几点钟了也不能精确表达，在短暂的元朝结束之后，就没人再用这种时制了。经过明清两朝，终于出现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每个时辰两小时等分的制度。当然，这也是在外来传教士的介绍下才实行的，一个时辰刚好是两个小时。我们用这样的时制去套秦汉，甚至唐宋时医学文献里关于经络循行的认识，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我们现在用的时辰，包括早晚子时的安排，按照紫金山天文台的说法就可以了，他们就是钦天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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