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不仅用了，而且用得远远比豆类早得多，我们是在“肉酱油”基础上才衍生出豆类酱油的。
我们如今说的豆酱油，大概是在秦汉时期出现，但肉类的发酵酱，却要比这早得多。
早在商周时期，在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天官冢宰·宫正外饔》有过关于酱的记载：“凡王之馈……酱用百有二十瓮”
而在当时，“酱”同“醢”，当时专门给天子掌管各类酱品的官员，称为醢人，同样在《周礼天官冢宰·酒正》里，对醢人记载是这样的：
这里的豆，当然不是指现在我们说的豆，而是一种高脚的盛食物的食器。
而这里的各种醢就是各种酱，比如肉酱（醓醢）、虫酱（蠃醢）、蚁卵酱（蚳醢）、鱼肉酱（鱼醢）、兔肉酱（兔醢）、鹅肉酱（雁醢）等。
这里的鱼醢，其实至今东南沿海也仍在使用，就是常说的鱼露、虾油，也被人们称为“鱼酱油”：
而连泥带汁的酱，广东至今也有，比如虾酱。
这都是古代醢酱的遗韵。
在烹饪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如何把一类食物做出不同的味道，酱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酱就是一道菜调味的主宰，所以孔子才会在“八不食”中有这么一条：“不得其酱，不食”。
注意，孔子说的是“不得其酱”，而不是“不得酱”，也就是说如果一道菜没有跟它对应的酱，就不如不吃。
换言之，那时候的酱，已经与各种食物形成了某种固定搭配，在《礼记》里就记录了各种搭配的方式：“濡鱼，卵酱实蓼。濡鳖，醢酱实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肤，鱼醢。鱼脍，芥酱”
在先秦之前，酱的使用并不普及，使用范围仅限在贵族圈层，能讲究到“不得其酱，不食”的，也只能是像孔子这样的少数人。
而这也印证了美国的历史学者 F.F.Armesto 在他《食物的历史》里的观点: 调味所用的酱在诞生之初，往往是社会等级的一种标志。
那为什么酱在那时候不普及呢？就是因为先秦以前，只用肉来做酱。
说文解字里，也有对这一现象进行概括，《说文·酉部》：“酱，醢也，从肉酉。”段注：“从肉者，醢无不用肉也。”
为什么“醢无不用肉”呢？
我们对酱的需求，其实是基于对蛋白质的分解物——氨基酸的诉求。
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酱的制作过程，不管是像鱼露、虾酱这样的动物酱，还是酱油、豆酱这样的植物酱，其实都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分解成氨基酸的过程，而这些分解的氨基酸不仅是人体所需，同时也是复杂鲜味的来源。
比如我们说鸡汤鲜，但撇开其他风味不说，单说鲜味强度，一只老母鸡炖煮 5 小时所含各类氨基酸的鲜味强度，还不如 1g 鱼露兑 1L 水来得强。
如果你了解这些植物酱、动物酱的制作过程，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个最大的区别——植物酱需要加曲，也就是需要额外添加微生物，而动物酱则不需要，只需要用鱼、虾码盐陈放，动物内部自身的酶就可以让蛋白质进行分解了。
但同样的做法，如果植物只加盐，则基本只能做出腌黄瓜之类的产品，这就是前文《周礼》里提到的各类“菹”。
即使是芥酱，也并没有发酵，而是与如今的山葵酱一样直接研磨而出。
而寻找合适的“曲”，就决定了植物酱的制作门槛是要高于动物酱的，也正是因此，在汉代之前，几乎所有的醢酱都是动物酱。
除此之外，动物酱的生产也并不容易控制掌握，蛋白质是分解还是腐化往往受到气候、温度、盐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动物食材如此难得与昂贵，制作技艺复杂，成功率又不高，酱自然也无法大规模普及。
转折点发生在秦汉时期。汉代开始就已经出现大量的关于豆酱等植物酱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进一步把制酱工艺也记录下来：
说明，那时候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曲酶分解植物蛋白的技术，这一发明不仅大幅降低了原材料的成本，还大幅提升了酱的成功率。
而到了唐代，这种豆做的植物酱，在百姓日常饮食里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了。唐代颜师古在对汉代史游所著的《急就篇》对酱做了批注，并把酱在调味上的作用，类比军队将领：“以豆合面而为之……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
宋代陶谷所著《清异录·撰羞》更是把酱称为“八珍主人也”。
植物酱的发明，把酱的成本大大降低，推行至寻常百姓家，也让“酱”在中餐烹调里的地位，推到了巅峰。
酱者，百味之将帅，帅百味而行。
正如这句古话所说的那样，植物酱的发明是中国饮食调味技术的重要转折点，这种低成本高效率获得氨基酸与鲜味调味品的技术，使得以豆为原料的各类酱油、豆酱、豆瓣酱迅速登上了中国人的餐桌，并且，再也没有下来过。
而这，也奠定了中国人饮食往后数千年以“鲜”为上的调味审美。
当然，因为这种“鲜”相对普及和易得，因为脱胎于这种酱鲜的调味审美，更高雅的“清鲜”则成为了各个菜系更顶级的追求。
如今的各大菜系依然如此，比如习惯用豆瓣酱的川菜，也能脱胎出“开水白菜”这样的高汤类清雅的菜品，浓油赤酱的上海本帮菜也愿意从徽菜中吸纳腌笃鲜这样的菜品，而本来就推崇清鲜的粤菜就更不乏这样的例子了。
也就是说，酱的发明，使得中国衍生出了以鲜为主要特征的调味审美，并辐射到了整个泛中华文化圈，比如日本豆酱“味增酱”、越南鱼酱“鱼露”，以及日本用鲣鱼、昆布所做的“出汁”，无不是对鲜这种调味审美的追求，甚至是日本发明的味精，也更多是在泛中华文化圈的各种菜系里使用。
总结一下：
1、肉类蛋白质发酵的酱，远比植物酱要早，一些酱至今仍在使用，比如鱼酱油“鱼露”。
2、植物酱发酵技术的掌握和发明，使得豆酱油以低成本优势迅速传播推广。
3、运用发酵酱汁是中国烹调调味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我们中餐里以鲜为美的重要调味审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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