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邀请。

这真是个好问题，值得从生物学、古酒文化学俩层面一起来聊聊。

先从生物学开始吧，丢个「直接结论」：题主的看法与宋元之前的古人高度相似。

而具体原因嘛，往下看。

宋元之前的我国古人不耐受酒精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亚古人体内普遍缺乏一种「乙醛脱氢酶（ALDH）」，使得三杯两盏淡酒喝下肚，马上脸色通红、头重脚轻。

这是因为，酒精（乙醇）进入人体，因为种种小原因，无法正常分解为乙酸和水，不完全分解为乙醛，然后因乙醛脱氢酶缺乏，不能及时把这部分乙醛分解掉，使之在体内堆积，导致血管突发性扩张，引发头晕、心跳加快、脸红甚至呼吸不畅等毒性反应。

但也不是所有东亚古人都受这情况干扰，住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带的古人，体内乙醛脱氢酶含量就高一些……原因跟适量乙醛在人体内促进血液流动、利于御寒有关系。

从远古时代开始，数次民族大迁徙、人口大流动都不断强化东亚范围内居民体内的乙醛脱氢酶含量，对酒精的耐受也越来越强。

不过，在中古时代晚期的公元 13 ~ 14 世纪（约等于我国宋元时期），随着液体蒸馏法的全面普及，人类第一次通过高浓度酒精品尝到了「物资丰足」，从而把「美酒」的定义换成了高度烈酒，低度酒从此走下主要餐桌。

自宋元时代至今，华夏民族体内的乙醛脱氢酶含量一路走高，不过也有例外，至今还有几千万人缺乏这个酶。

但较之秦汉、隋唐时代的古人对酒精的耐受度，已然天上地下了。

酒精浓度高则无酵母

然后是另一影响我国古人对酒精感受的原因：酿酒工艺不足。

在现代蒸馏工艺被普及前的漫长时代里，我国古人虽不断改进土法蒸馏技术，但应用到酿酒工艺上几乎没有。

此外，古人还注意到酒精浓度到一定地步，发酵池里的酵母菌就挂掉。

从现代科学视角来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酵母很能耐受酒精，然鹅浓度达到 10%以上，最高到 13 ~ 14%，酵母菌就破防了。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都一样，西洋葡萄酒的最高酒精度也不过 13%（近代的加强葡萄酒除外）。

所以，在蒸馏工艺不达标、蒸馏器具缺乏情况下，古代酿酒成品就被锁死在 10 多度。

虽然北宋晚期酿酒工艺手册《北山酒经》提及了「火迫法」（点火烧煮密闭容器储酒）来长时间保存黄酒、米酒，但没明说是否提升了酒精度。

候甑箪上酒香透，酒溢出倒流，便揭起甑盖，取一瓶开看，酒滚即熟矣，便住火、良久方取下，置于石灰中，不得频移动。白酒须泼得清，然后煮，煮时瓶用桑叶冥之。——【北宋】朱翼中《北山酒经》

所以无论如何，古人在自身体质「不达标」、酿酒工艺「待改进」的情况下，自然而然钟情于低度的粮食酒、果酒。

在中古时代中晚期，阿拉伯地区打造了世上最古老蒸馏酒「亚力酒」（Arak），而我国古人也改进了提纯酒技术，用「蒸酒法」尽量去掉酒中杂质、多余水分，酒精度越高，酒越发透明，酒液流动度也减缓，村醪（浊酒）与清酒之间分界逐渐模糊。

而在酒水色泽完全透明前，我国古人还是很在意酒水颜色的，远在「灯红酒绿」一词发明之前，就追求起了「酃渌酒」「鹅儿酒」「琥珀浓」「昆仑觞」「紫霞觞」了。

这些酒特色是低于 20 度、色彩纷呈，在饮酒之外，还有视觉美学、艺术故事在影响，如此才能穿针引线成所谓的「古代酒文化」的「文化」与「礼」。

君子止三爵，醉酒不合乎礼

且说先秦时代的先贤，大张旗鼓地创设规范人品的礼文化，对于酒的考量也很深刻。

毕竟那会儿的古人，酒精耐受度很低的……三杯酒落肚，很难说不会就此发酒疯。

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西汉】戴圣《礼记 · 玉藻》

所以三杯酒之后，就该谈正事了，没正事就散席。

如果还想喝咋办？

上更低度的酒，慢慢品尝，一边喝一边听歌看舞，再赏酒器。

这是君子文化人、贵族们的酒席，弄得后世以清酒代指君子、圣人。

换成一般百姓，能有一碗杂粮或野果酿的浊酒（醪），就很不错了，也没有「三杯酒」约束。

当然，也是一样不胜酒力。

于是在司马迁笔下，记录了从平民升为贵族的西汉初年群臣滑稽一幕：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西汉】司马迁《史记 · 刘敬叔孙通列传》

在一片喧闹中，新的「三杯酒」规则被慢慢敲定，也随着平民位列公卿的机会增加，转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宴会礼节。

至于一般时间里，无论贫富贵贱，酒喝多少，那就不太受规范了。

虽然两汉以降，我国古人对酒精耐受度逐渐增强，但正如上文提及，酿酒工艺受到生物学的「锁定」，酒再好，也限制在 20 度以下……

而且口味不限于甜，酸、辛、微苦都是特色，还与酒水色彩有相关度。

或者，就是白居易先生追求那般简单「绿蚁新醅酒」，还没有完全过滤，饮酒就如吃饭。

这也使得我国古人一度认定的「美酒」，在低度、香醇、色彩与礼文化的交织中，一路走到了宋元之际大变革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