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世界语言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作为汉语的书面语言，它是一条不沉的船，载着中国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河流里安全航行千年。但它的词汇、语法等等方面又始终跟口语保持相当的距离，可以说它是除口语外的第二语言。

文言文是从何时开始作为纯粹的书面语而脱离口语的呢？现在语言界的主流看法是文言文来自于先秦时期的口语。“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 （《古代汉语》 王力著), “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在先秦时期，它与口语基本一致。《论语》《孟子》中记录的对话，大体上就当时的口语” （《语言学纲要》叶蜚声 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也认为，文言文是从战国时代开始跟口语脱钩的。

先秦时期（或者说战国之前）的文言文难道真的与口语一致？先秦时期，应该包括了包括了殷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阶段。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巫师占卜的专用语，肯定不可能跟口语一致。东西周时期雕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内容无非是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当然也是与日常口语无关。据说是先秦时代政事文献汇编的《尚书》，自古以来，是有名的 “诘屈聱牙，深奧难懂牙” ,相信与口语的距离也并不近。

掐头去尾之后，可以被认为与口语一致的文言文，就只能是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字了。语言学家们为这个观点找到的证据主要是在这个时期的书面语里，突然出现了大量 “之乎也者” 之类的语气助词。语气助词是一种口语现象，书面语中出现了它们，说明这书面语是忠实记录了口语。

但南开大学孟昭连教授在他近年出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中，以相当有力的证据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之乎也者” 之类的所谓 “语气助词” ，并非出自古时的口语，而是用来表示语气、停顿及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文言虚词。他们只表现在书面语中，在古人的口语中并不存在。他举的其中一个很有趣也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诗经》 句尾的语气助词实际上并不发音。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流”和“求”押韵而不是“之”，“其实七兮”、“迨其吉兮”是“七”和“吉”押韵而不是“兮”，“颜之矣”、“出自口矣”是“厚”和“口”押韵而不是“矣”。韵脚都是落在句尾，因此这些虚词肯定不能发音。

如果 “之乎也者” 之类在口语中都不存在，当时的文言文跟口语一致的说法自然就被打破了。

从汉字的发展脉络来看，它从是应巫术占卜的需要而生，而不是像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为了满足与世俗社会的需要。所以它从初期的甲骨文、金文开始就是与世俗的口语脱节的。在春秋时代之后的几千年里，它也一直保持与口语脱节的传统，这似乎是文言文的宿命，基因就是如此。不太可能在其中的几百年中，突然和口语一致起来。

有人对春秋时期的名著《左传》中关于文字使用的记录做过穷尽性的调查，得出以下的结论：“1.《左传》时代的汉字决不介入中、下阶层人群的社会生活，而仅仅为统治阶级上层所用。2.《左传》记载中的文字应用，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涉，即便在统治阶级上层也不例外。3.《左传》时代的文字，并不应用于单纯意义上的知识传播。” （刘志基 《中国文字发展史 商周文字卷 总序》）这种高高在上、与日常生活无涉的书面语，理所当然会跟口语保持一段距离。

上古时期书写的书写困难，也不可能让书面语和口语保持一致。清人阮元认为，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差距盖由二端，其中之一是由于书写的困难，“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笔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先生也说：“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

因为书写困难，势必要减少字数，行文尽可能精练。书写材料从最早的甲骨、青铜到后来的竹简、纸张，时代越早，书写越困难、文字也越精练。如甲骨文中的四个字的一句话 “贞 : 逸刍得” ， 译成现代的文字就要十几个字：“贞问：逃亡的牧人将会被抓获吗？”

一些语言学家之所以会说先秦的文言文就是当时的口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了西方语言学的语言中心理论的影响，认为文字就是用来记录口语的，是口语的附佣。但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种西方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他们自己的表音文字，也没注意到汉字与表音文字的巨大差异。他们似乎并未重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的这段话 : "对于操汉语的人而言，表意文字和口说的词都是概念的符号；文字是（除口语之外）第二种语言。“（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拼音文字自然是无法脱离口语，否则谁也看不懂。但汉字的特点是可以脱离读音而不妨碍领会意思，这是文言文可以独立于口语的先天条件。

另一方面，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的文集，很多都是当时思想家言行的记录，如 《论语》、《孟子》等等。语录式的作品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行文比较直白，相比当时别的作品更加接近口语。但是，其中的大量语句体现出的那种警语式的精练紧凑，更让我们相信它们是从口语经过加工翻译成文言的，而非口语的直接记录。如《论语》的开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成现代白话，要一大段文字。要说它是当时的口语，除非当时的人说话都惜字如金并且字字珠玑。同时还意味几千年里人们的口语表达和理解能力都在大大退步，同样的意思，非得啰啰嗦嗦说上一大段话就不能表达、别人也听不懂。

至于诸子百家中非语录式的文集，如《道德经》、《荀子》、《庄子》等，离口语的距离就更远了。

 

有兴趣者还可以继续看下面这几篇文章，有更多的论据：

愚人堂：再说说文言文不会是先秦口语

愚人堂：从经济学角度再论文言文不可能是先秦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