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战国时代的八九百年前就学过，后来发现行不通，制度一搬过来就变味。
郡县的本质是中央政府的直辖地，郡县制就是把整个国家交由中央政府进行管辖。这种制度会在农业时代产生原本就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与之配套的科层制，也就是现代官僚制度，直到近代才在欧洲出现，而中国早在周朝就产生了科层制的原型，到秦朝时就有了非常成熟的科层制。
科是类别，层是等级，科层制就是就是按照管理类别和职务等级设置官职。例如三公九卿管理国家政务的各个方面，每个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又有不同级别的官员分别负责。
然而这种管理方式所带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权力被集中到了中央，所以中央要包办地方的各项业务。集权的要诀是削弱地方，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财权、法权、军权、人事权进行分离，让地方官员不能掌握完整的权力，无法在脱离中央政府的前提下管理地方。就像父母养孩子一样，孩子要是有能力独立生存了就会产生离心力，心情好时给个面子，心情不好直接造反。
工作分得越细，机构越庞大，冗员也就越多，处理政务的效率会变低，中央管的事也更加复杂，政府运行成本剧增。例如县里修条路要工程、财务、交通等各个部门的官吏进行实地勘查审计讨论，再向上进行多级报送，审批下发之后州郡官员再各吃一点回扣，人浮于事外加逐级管理，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每年年末地方还要派人向中央汇报工作，因为交通条件问题，偏远地区甚至要提前三个月动身，中间产生的费用自然要由官府承担。而除开累增的行政权之外，中央还必须对地方行使监察权，防止官员在地方欺上瞒下、作威作福、当土皇帝，这自然也要产生巨量成本。
结果就是，人类在进入工业时代前因为无力承担庞大的运行成本，很难产生这种直辖政府，然而中国人却意外地做到了。当然代价也很沉重，例如因为运行成本太高，王朝最多经历两三百年就会原地爆炸一次，而中央政府太过强势，民间很难自发地产生新兴势力，以至于错过了海洋时代和工业革命。
此外，即使是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也无法支撑完全形态的集权政府，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例如汉朝的内地太守握有军权，地方官员拥有官府中的人事任免权，这使得上下级之间产生了人身依附关系，方便了某些地方官员从事造反活动。而在中央政府经历衰退之后，甚至会启用藩王统治或者门阀政治这种与集权相悖的模式，尤其是在割据政权中，中央政府的军队和财政都不足以压制地方时就很容易发生集权退化。
同时，古时候原本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官僚机构设置到县这一级几乎就已经达到极限，很难继续再往下支撑，县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地方有力人士支持自己的工作开展，县级以下的土皇帝是被默许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县官不如现管”。
中央王朝建立后无论是庞大的朝廷机构还是用以震慑四方的中央军队，都是若干万计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和人力来养活，对于城市维护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也是巨大的考验，实际上长安就是因为环境日益恶化无法承载大量人口而在唐朝之后便不再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即使唐朝君臣也经常前往洛阳避暑就食）。如果再考虑到首都周边的防御体系以及控制各地的交通成本，实际上符合条件的选择很少，因此中国的古代政权虽多，都城却总是在那几座城市之间来回切换。
日本身在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内，自然对中华帝国的统治手段羡慕不已，早在奈良时代（公元八世纪）就模仿唐制进行改革，其中包含令制国的建立。最后日本朝廷把全国划分成五畿七道，共计六十六国二岛。可想而知，以日本当时的交通环境和贫瘠的土地产出，根本无法支撑这么庞大的机构设置。
同时，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缺乏大片平原。日本最大的平原为关东平原，面积约 1.6 万平方公里，略小于 1.8 万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只有华北平原的二十分之一大。而除开关东平原和北海道的几个平原，日本最大的两个平原是仅有 0.2 万平方公里的新潟平原和仙台平原。
从地理条件来看关东平原对日本列岛的其他地区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然而关东平原开发较晚，而且水灾频发，在当时环境并不算好，同时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地方太偏东了。虽然对中国来说日本只有一个省的大小，但由于国土狭长，南北距离其实很远。从鹿儿岛县的南大隅町南端出发到北海道的根室市北端，直线距离约为 1960 公里，大约是广州到呼和浩特的直线距离，因为列岛形状弯曲，实际长度要更长。正因为如此，北海道纳入日本国土是很晚的事，比占领琉球还要晚。
这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日本朝廷把首都放在关东平原，很容易对西边失去控制。镰仓幕府和江户幕府把行政中心放在关东，结果最后都是西边的京都朝廷勾搭上了一些诸侯来搞事，例如带头干掉江户幕府的四大强藩全部来自西日本。因此为了方便控制全国，日本朝廷常年选择处于东西日本交通要道的近畿地区，然而这里却山地纵横。
另一方面关东的资源优势又太强了，导致无论谁占领了这里都有资本向朝廷发难。不光是在关东发迹的镰仓幕府和江户幕府，在战国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室町幕府设置的镰仓公方足利持氏就在关东发起了叛乱，此时离强势的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去世才 30 年。早些年在关东造反的平将门甚至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打出推翻天皇统治旗号的人。
后来德川家康悉心经营关东，治理水患，开发农田，扩张江户（即东京），使得江户城的人口在幕府时期超过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明治维新后天皇来到江户巡视，来了就不肯走了，长期住在这里办公，实际上日本从未正式定都过东京。
回到奈良时代，因为日本朝廷实力有限，无法对地方做到深入控制，不能为各地官员担保，官员们自己也很难完全掌控地方，下面的地方领主动不动武装上访。离得近一点的因为惹不起朝廷态度还会恭敬一点，偏僻地区就完全是天高皇帝远了。武士集团作为天皇贵族以及庄园主手下的暴力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后来幕府将军在地方崛起，把天皇都直接架空了。
然而幕府将军也面临和天皇一样的窘境，就是无法通过直辖手段控制全国，将军派往地方的守护（等同于太守）只能寻求和当地土著合作。一些守护成功地掌控了地方，成为战国大名（例如今川、武田），但更多是被下面人所架空，变成橡皮图章，最后被取而代之。日本战国其实就是领主们从地方纷纷崛起的历史。
大名们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力，加强税收和动员能力，都在想办法增加自己作为大名的集权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剔除代理人这一层级，直接对附庸发号施令，而不是让附庸去控制附庸的附庸，典型手段如让家臣集中居住，以及对下属颁发感状（战功奖状），都是让家主和下面的人建立直接联系，消灭部下和其他人之间的人身附庸关系。
这个过程被称为“一元化”，即领地里所有臣民只有一个君主。虽然没有条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集权统治，但大名们所实行的一元化实际就是在小范围内探索集权统治。一般把分国法的颁布视为一元化成功的标志，分国法是大名自己对领地颁布的法律，内容包括领民支配、家臣统制、寺社支配、所领相论、军役等，代表大名有权对领内臣民进行处置。
但仅有分国法其实只是很粗糙的一元化，大名即使掌控了法权，领内豪族依然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力，战国时期各大名对地方领主最有吸引力的政策就是“安堵”，即保证其原有领地。因而更加触及根本的措施是检地，也就是丈量土地。
当时日本的土地所有制相当复杂，一块地的所有权通常被一群人共同拥有，例如地主、地侍、国人、大名、公家、高人等。大名往往难以知晓自己领内的土地收入，而部下拥有土地所有权也就有了领内自治权，可以自己招募兵马治理地方。检地是在丈量土地之后让检地者掌握土地资料，以便分配土地权属，取消部下特权，让他们成为领取俸禄的公务员。
因为各地条件以及大名能力各不相同，战国大名们的集权能力也天差地别，而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对全国推行了检地，将所有的土地权属进行切割。从客观角度来说，丰臣秀吉虽然弱化了大名和领地之间的关系，却帮助某些落后的大名完成了集权。随后丰臣秀吉在平定关东和奥羽之后进行了大规模转封，因为前期检地工作取得的效果，加上德川家康等大名的积极配合，丰臣秀吉成功地做到了对大名地盘予取予夺。
当然这是有限制条件的，丰臣秀吉不可能真的想干嘛就干嘛，像大大名的地盘就很难直接剥夺。后来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处理战败大名时，九州南部的大名岛津义弘先前卖力进攻德川家治下的伏见城，又在关原战场打伤德川家重臣井伊直政，但因为岛津家地方偏远，实力雄厚，外加摆出鱼死网破的姿态，居然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幕末时期带头造反的人里就有岛津家。
丰臣秀吉或者德川家康想在战场上取胜很容易，要解决治理问题却很难，江户幕府的二三代将军因为改易（贬为平民）的大名太多，导致大量武士失去饭碗，爆发了岛原之乱和由比正雪之乱等动乱。最后幕府专门下令不能轻易改易大名，绝嗣的家族要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找人继承。要通过暴力手段把大名们一个一个地除掉在军事上也许可行，但政权肯定会因为统治成本过高而快速死亡。
幕府统治者知道这个道理，只能被迫允许大名们保有领地内的统治权，但又不能不想些办法，最后使出了两个妙招，分别是参觐交代和天下普请。参觐交代即各大名每年必须花一段时间到江户去处理政务，这个时间很长，平均下来约有半年。大名在江户肯定要有居所，还要有侍从，于是就会产生大量消费，既削弱了藩内财政，又繁荣了江户经济，还令大名无法对自家拥有很强的控制力，可谓一箭三雕。天下普请则是让大名出资出力帮幕府搞工程建设，例如造河堤修城墙之类的。
这两招都是在不增加幕府运行成本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削弱大名实力，让他们无力反抗幕府统治。于是大名们迅速耗空财政，江户幕府建立一百年不到，因帮助手下武士赖账而使商人破产的大名多达十八家。这个情况在幕府中后期进一步恶化，江户幕府甚至两度出台弃捐令（即欠账一笔勾销），帮助大名和武士赖账。
结果明治维新时要版籍奉还，搞废藩置县，给大名们发钱让他们交出地盘和权力回去当财主，居然没受到什么抵抗就成功了。除开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之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许多大名已经被下面的人所架空，另一个原因则是绝大多数藩的财政入不敷出，大家都快揭不开锅了。
然而江户幕府自己也没有存出什么余粮来，一方面幕府的直辖领很大，管理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幕府高度集权化，以代官管理地方，武士基本只领死工资，这些代官就很接近现代官僚了。结果代官制度不但拉低了事务处理效率，也给幕府带来了很高的运行成本，幕府压榨各藩两百多年，自己也没剩下多少钱。
总的来说，日本战国是集权制度高速发展的时期，但郡县制这个东西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玩得转的，至少在近代之前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不适宜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