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学带来敏锐的痛苦,我们还应该继续吗?

如果文学带来敏锐的痛苦,我们还应该继续吗?

文学带来的应该是对痛苦的扭转 - 承担 - 拯救,而不是带来对痛苦的感受 - 倾诉 - 沉浸。所以,这里首先须要追问的是:会不会有部分影响了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只写痛苦感受而不写扭转拯救的?又或者,是不是我们曲解了这些文学作品而没看出他们也写了扭转拯救?以及,我们可以如何进行我们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里并不是说非得按一种美好浪漫或积极乐观的风格来写作。但就算写的是忧伤 - 悲悯氛围,也是可以写出一种对痛苦的扭转 - 承担 - 拯救的。所以,这里不是风格是更快乐还是更痛苦的不同,而是我们可以怎么面对痛苦的态度不同。经受痛苦不是为了沉浸痛苦,而是为了扭转痛苦,扭转之后尽管可以是却不一定是浪漫或乐观的,而可以是一种从深渊里挣脱后重新看到日常浅浅美好的看似日常却其实深邃的承担 - 拯救。

这就是实存论现象学能带来的文学治愈。文学能否安抚拯救情绪,是须要哲学来提供理论辅助的。有些文学作者能恰好找到这种安抚拯救的方向,有些作者却可能须要根据现象学的理论才更容易发现这个方向。

在现象学里,海德格尔非常看重“扭转”,马里翁则看重“拯救”。“扭转”并不是一个被经常提起的哲学范畴,反而一般讨论的是快乐 - 痛苦或乐观 - 悲观这两对范畴,就好像人们只能在两种情绪状态的对立里转换。而海德格尔看重的不是两方对立而是两种过程的对抗,一种是从快乐往痛苦进行颠倒的负面对抗,一种是在前一种过程的基础上继续扭转痛苦为对痛苦的承担 - 拯救的正面对抗。也就是说,颠倒 - 扭转或颠倒 - 拯救,这两对范畴才是我们在文学里应该塑造的。

这种范畴对立 - 范畴对抗的不同,涉及到的是海德格尔说的存在者 - 存在(存有)的不同。如果看重形容词 - 名词的快乐 - 痛苦,那就可能很难找到一种化解痛苦的安抚。而我们看重动词的颠倒 - 扭转(或颠倒 - 拯救),就能在这种扭转 - 拯救之中发现诗性 - 启示性的情绪拯救的生命启示意义。

所以,这里主要不是文本写作的具体技巧或内容主题的问题,而是要重新发现一种扭转 - 拯救的文学意义来进行写作,要转换到现象学的启示哲学的文学治愈思路来。

现象学的这种思路,并不是期待他人来安抚拯救自己的痛苦,而是内立地首先让自己成为拯救者,拯救自己情绪,并成为能拯救他人情绪的人。由此,现象学的文学写作,就须要是拯救式的文学。只不过,这种拯救未必是要有非常夸张的拯救情节的,而可以将拯救隐在正负面情绪的对抗里。

毕竟,扭转 - 拯救之后得到的未必是浪漫或乐观的氛围,而可以是挣脱深渊后重新看到的日常浅浅的氛围。这里的文学深度和扭转 - 拯救程度,并不是以名词的快乐 - 乐观为目标的,而是在一种动词的扭转 - 拯救的过程里的,是由负面深度往正面扭转而得到的扭转深度。

那么,怎么才能修炼成为,能拯救自己拯救他人的拯救者呢?在现象学的启示哲学思路里,这里最首先须要的是,要先有对不可能位置的终极拯救的正面启示的相信。启示是基督教神学术语,类似于中哲的悟道。启示是只能预感而不能感受的,要相信这种不可能的奇迹,才能有一种扭转痛苦的拯救力量。

但这里不是说要相信神性,我们可以不按神话视角。我们可以认为,负面情绪者首先幻信了不可能的负面奇迹 - 负面启示,然后拯救者为了对抗 - 拯救而就不得不扭转出一种正面奇迹 - 正面启示。我们相信的是这种扭转的拯救本身。

那么,奇迹感 - 启示性并不是想设定就能设定出来的,但我们有文学啊,我们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本身,就能塑造出这种正面的扭转 - 拯救的奇迹感 - 启示性来。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这种扭转 - 拯救的正面启示是可能的,相信爱本身能有奇迹,那么我们就能用我们最擅长的文学写作来写出具有扭转 - 拯救的正面启示性的作品来,我们就能成为拯救者而对自己进行文学治愈了,还能顺带给读者也带来美好。

如果只感受到文学带来的痛苦,那就不妨看看现象学的海德格尔 - 马里翁的扭转 - 拯救的方法,作为一个情绪拯救的启示者,来写出相信爱的奇迹的作品来。要看重的是动词的扭转 - 拯救,而不是形容词或名词的快乐 - 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