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是生命政治的原始版本。

祭祀（sacrifice）作为一个宗教用词，其实是一个将被祭祀者神圣化（sacralization）的过程，通过祭祀的仪式，这个牺牲品连同一切祭祀用具一起被从人的世界中移除了出去，转而交付给了神。

从这个角度看，被祭祀者其实是神圣的，尽管他通往神圣的过程是通过被暴力剥夺生命实现的，但这是一种“神圣暴力”。

所以人祭的初级形态其实是国王、祭司等上位者的被献祭。

在这个阶段的观念中，神是居住于部落首领的肉身之中以一个人神的形象出现的，因此一旦首领开始体衰，整个世界就会有崩塌的危险。

为了防止这个可怕的结局，他们必须在刚出现衰败迹象的时候就被杀死，如此才能将他们体内的神安全转移到一个新的精力充沛的躯体内。

比如刚果人的大祭司一旦得了绝症，他的继承人就会带一根绳子进入病房将他勒死；生活在白尼罗河的希鲁克族的戒律甚至更加严厉——一旦他们的国王在面对自己众多妻子时表现出力不从心，立刻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在他们看来，国王的生殖力就代表了人畜和庄稼的繁殖力。

所以人祭的起源本质上还是来源于“血与土”的意象——人的生命力和土地的生命力是相通的，而土地代表着粮食。

当然，这个初级阶段之所以存在，主要还是因为原始社会形态下首领拥有的权力太过有限。

随着社会结构的发展，首领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牺牲品自然也就在权力干预下转变为下层阶级了。

在这个新的阶段，土地依然是祭祀的母题，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上位者在拥有定义权后的身份转变，他们拥有了可以随意进出神圣空间的特权。

而那些原本被视为不洁的罪犯、俘虏、奴隶们，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仪式净化后，开始可以被用作祭品，从此他们也就拥有了一个专业的称呼——人牲。

以这种“祭祀性的神话因子（sacrificial mythogeme）“为引子，后世的生命政治得以建构：

人世与神圣世界的分隔——大多数组成的共同体和高于他们的少数例外特权阶层的分隔——法律与法律例外的分隔，其中后者不受前者约束，同时又是前者正当性的来源。

同时它还为诸多反人性的大屠杀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基于一个神圣目的而实施的合法暴力，那些死者虽然不再是以被献祭为目的，但他们是一群被剥夺了一切外在的“赤裸生命”，他们对应的是古罗马法中的“神圣人（homo sacer）”，即既被排除在人世律法以外（可以被杀死），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不能被献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