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宰相如何定义。从汉朝的皇帝迎送，到唐朝的坐而论道，到宋朝站立奏事，到明朝票拟等批，到清朝的跪受笔录，这些都是大家口中的「宰相」，但是这地位的变迁也可见一斑。说文解字里面有：
宰，罪人在屋下执事者，从宀、从辛。辛，罪也。
在尧舜时代甚至之前，可能「宰」确实是俘虏、奴隶来服侍胜利者管事打杂的。但是久而久之，『执事』本身就拥有了权力，所以「宰」的地位就水涨船高了。同样的还有「臣」，本来是臣服，顺从的意思，后来也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从原始部落中的小家，发展到封建诸侯化家为国之后，管事打杂的宰，就成了国家的宰相。但是君权和相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划分不清晰的，从秦到清，可以说是「相权」一步步被限制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君臣之间责任体系划分更明确的过程。
几个小故事
先拿萧何的一段遭遇说起。
萧何担任相国的时候，有一次向刘邦奏请开放上林苑让老百姓耕地。刘邦大怒，觉得这是萧何在收拢人心，倒显得是皇帝不体恤民意，一怒之下把萧何下狱了。后来萧何出狱之后，开始强抢民宅自污，刘邦反而满意了。
这段故事往往用来感慨君臣之间相处的微妙了，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萧何当时是西汉的相国，总览百政。相府，就是全国的行政中心，相府内有分管兵、农、工的诸曹，对百官也有选举、任官、黜陟、刑赏的权力。可以说萧何的建议，是完全在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但是这依然会导致刘邦的猜忌。
后来汉文帝时期，又有了『陈平问谷』的故事。汉文帝问任何具体的钱粮、刑名故事，陈平都推给了相应的官员，汉文帝说，那都有官员，你管干什么的？陈平说：
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
与其说这是个定义，不如说这是陈平的脑筋急转弯，把一个实实在在的政府总理的职位，说了一个务虚的「辅佐」职位。还是没有说清楚，丞相和君主之间是什么关系。
到汉宣帝时期，又有了「丙吉问牛」的故事。说丙吉外出，看到一群人斗殴，根本不问；而看到牛喘，则派人问询。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
有人好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重牛轻人。他说：
……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
斗殴让京兆尹抓起来就行了。但是现在这个时节，牛不该喘，如果喘就意味着阴阳失调，气节失和。这才是三公应该关心的大事。
这些小故事看起来都很爽，并且都能讲出深刻的道理——很多政府的地方网站都有用这些小故事举例子的文案。但是其实这反映出了相权的一个尴尬。
相权的尴尬
把陈平说的话稍微改改，说这是皇帝的职责是一样的：
代天理阴阳、顺四时；下牧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
因为按照理想的制度设计，宰相就是总统所有的庶务，而皇帝掌握法统，代天牧民。传统的儒家世界观里面，皇帝应该垂拱而治，就选择『用好的宰相』，然后让宰相治理天下，治理不好，就把宰相换下去。
但是现实很骨感，首先，儒家假设的君臣体系，是政治正确下的君臣体系，也就是不存在「造反」这个问题；然而现实世界的权力，就是管事的权力，如果皇帝长期不管具体的事情，那他是无法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坐下去的。战国时期戴氏取宋就是如此：
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释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
司城子罕对宋国的国君说，人们都喜欢奖赏，您来做；人们都不喜欢刑法杀戮，我来替您做。于是子罕就掌握了对人处罚的权力，后来子罕就把宋国的国君杀了取而代之。韩非子用这个例子说明了『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的重要性。
其次，儒家自己都开了一个后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否定了唯一能够追溯的血统。如果血统不是唯一的，那么道德这个事情，谁说的清楚呢？最后就是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上位的，给他追认一个道德标兵。再次，封建时代的皇帝首先是军事首脑，也就是其神圣性还是以军权为威慑的——一个不管事的皇帝，如何能牢牢掌握军权？
皇帝要管事，宰相辅佐皇帝管事。这个模糊的空间实在太大了。所以与其说萧何和刘邦之间是君权和相权的冲突，不如说本来两者之间就没有很好的界定，而皇帝同时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皇帝觉得宰相越界了，宰相就越界了。
明朝之前对相权的打压和分割
排除这些宏观的描述不谈，事实上宰相和皇帝之间是这样的关系：
西汉时期，汉武帝搞内朝，架空了外朝的丞相。本质上就是自己搞了一套班子，来直接对接下面的信息，夺宰相之权。
东汉有段时间，丞相被称为司徒，和司马，司空并列三公，这是把掌管政务的司徒、掌管军事的太尉，掌管水土营造的司空并列，贬抑最为重要的政务首脑：丞相。同时从汉武帝时期发展壮大的尚书台，在东汉彻底的成熟，正规化。尚书台权力极大，各地奏章会直送尚书台，由皇帝亲裁，这相当于皇帝抢了宰相处理政务的权力。
到了魏晋，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也都承担过宰相的职责。到了唐代搞三省六部制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群相制——把之前这些宰相来了一个加总——三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中书令和侍中，加上皇帝特批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等共同处理政务。
这种把权力分散，不局限于左右丞相的集权机制，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是很好的，后来发现还是会有问题。北宋和南宋，虽然是群相，然后皇帝也都会异论相搅，给首相创造政治对手，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某一个人会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其他人唯命是从。这一点在南宋尤其严重，秦桧、史弥远、贾似道，都是权倾一时。
后来到元朝的时候，又复古了一把，恢复了中书负责制，中书令皇太子兼任，中书左右丞相，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但是元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很「散」的机制，中央虽然有中书省，但是各地也有「行中书省」分权。
等到了明承元制，朱元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之后，发现问题来了。
明朝的处理
对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而言，元朝的制度等于倒退回了西汉，朱元璋设了中书左右丞相之后，发现不对劲了：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其官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而吏、户、礼、兵、刑、工六尚书为曹官。
中书省几乎就是汉朝的丞相府。这如何忍得了？大明要的是复汉唐衣冠，可不能复汉唐制度啊。
趁着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废掉了中书省，自己亲自统领六部尚书，君相合一，皇帝亲揽庶务。
但是皇帝亲揽庶务最大的问题，在于庶务繁杂，而皇帝是世袭，能力是不能和久经考验，和各种人精拼杀出来的丞相相比的。于是就有了大学士们，可以「备顾问」。
但是大学士和历朝历代不同的地方在于，大学士是没有权力直接对接下面信息的。
以前不管是内朝还是外朝，还是政事堂，归根结底是有一个朝，也就是总有人要替皇帝来打理这些下面来的奏疏，然后和皇帝一起商量如何处置。但是大学士的信息是直接来自于皇帝。
各地的奏疏直送通政司，然后皇帝决定哪些交给大学士，哪些不给。
大学士这个职位本身没有宰相的监督权，下属也没有部门。只有票拟，也就是把皇帝交给的任务，按照皇帝的心意，拟一个具体办法请皇帝圣裁的权力。
这个权力大不大？当然也大。对朱元璋、朱棣来说，他们处理政务的能力比较强，对大学士的依赖不深，但是后来的皇帝们是做不到日理万机的，很多事情只能有个模糊的想法，具体怎么办，需要大学士们推荐。
但是终明一世，大学士只有在非常时期，比如张居正时代，能够获得宰相的权力，绝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皇权的附庸。
而到了清朝，康熙的南书房、雍正的军机处更是连个正规的机构都不是，只是一群皇帝比较亲近的臣僚得以接触机要，跪受皇帝谕旨罢了。清朝比明朝更加的集权，一来是皇帝都是内部竞争出来的，能力比长子受命更有保证；二来在关键时刻，有孝庄和慈禧这两个政治能力还不赖的老太太管事，能够把这套体系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