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属于适合明朝官场的人里最能干事的，能干事的人里最适合明朝官场的。

所以孙承宗的下场比熊廷弼、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这些其他实干派好的多。当然最后也是死于非命，不过这个更多是意外，并不像那几位一样直接被皇帝搞死或者逼上绝路。

而且死后名声也非常好，明朝方面给抚恤，清朝也给高度评价——当年明月对其推崇，主要就是依据明史，而明史也代表了清朝官方看法。

看起来很完美吧。

问题恰恰就在“适合明朝官场”这里了。

明朝后期的问题是整个体制问题，并不是一个皇帝贤明与否的问题。整个明朝朝廷自始至终都没法对敌人和自己合理评估，进而没法制定相对正确合理的政策。可以说从萨尔浒一直到明亡，对清始终处在一种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状态。而且更麻烦的是，明朝的中枢机构有着很高话语权，却没有人有一线操作经验，所以拍脑子做决定的情况非常普遍。崇祯个人能力确实不强，但是处在这种环境中，想弄清楚事情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皇太极形容明朝是“主暗臣蔽”，是非常贴切了。

但是，这里的“主暗臣蔽”，并不是说昏君奸臣真的都完全没有责任感，只知道自己享乐导致的，而是明朝整个制度出问题了。他的中枢选拔体制、言官体制、前线制衡体制都有严重问题，进而又导致一线工作人员对决策者影响太小、大家说话不敢显得保守等问题。这些问题中，明朝君臣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但似乎又不是谁能改变的。

所以孙承宗在适应明朝官场时候，自然也不得不沾染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线操作能力不足，做事犹犹豫豫，更不愿意担责。

孙承宗做事往往是有个大概想法，但没有落地方案。当然孙承宗有一定容人之量和用人之能，所以在下级如果是实干猛人情况下，效果会好；下属如果实干但没那么多话语权时候，就可能出问题；如果必须自己完全操作时候，就会坏事。

仔细分析孙承宗的几个重要事情：

1.与王在晋争论时候，他能看出单靠山海关无用，但是往前恢复到哪里，孙本人一直没有明确意见，后面的修宁远纯粹是袁崇焕推着干的，偷锦州更是孙离职后的事。

所以袁崇焕通过明确战略目标和宁远、宁锦两战，在关宁军积累了足够威望；而作为官位更高的孙承宗却并没有这种威信。后来己巳之变袁崇焕下狱、关宁军哗变的时候，孙承宗作为负责人却无法阻止，最后还得袁崇焕的信才好用。这就是没有一线操作的领导很难得到足够威望的道理。

2.四城之战反击时候，孙承宗作为总负责人，此时后金主力已经撤离，关内统帅阿敏又是个完全没头脑的人，明军集合了后金十倍兵力，本应大展拳脚。但是孙此时却不合时宜的老成持重，不敢直接来个围歼，而是采用赶鸭子战术，让阿敏有充裕时间屠城并带着搜刮的财宝和人口安全撤离出关。所谓遵永大捷，实际上也就涞州城外歼敌几百。

3.大凌河修城时候，他既不能有邱禾嘉的眼光，从而反对修大凌河；但又不能早早谋划，令行禁止，从一开始就不让修大凌河。结果就这么犹豫期间，导致祖大寿精锐在缺粮状态下被困大凌河。

4.救援大凌河的长山之战，在邱禾嘉失去话语权、祖大寿被围困情况下，孙承宗终于（被迫）得到完完全全的指挥权，结果由其直接布置的长山之战，被后金血虐，吴襄溃逃，宋伟全军覆没，别说救大凌河了，连锦州都危险了。而在操作这么烂情况下，孙承宗本人则退回宁远，连邱禾嘉那种坚守锦州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看看一系列事例，就知道孙承宗的问题所在了。

客观说，孙承宗有很多优点，有大概战略，能给袁崇焕舞台，能包容祖大寿跋扈，整体来说能认识到手下哪些人有能力，给他们一定平台。

如果孙承宗就真的能完全放权，只做袁崇焕、祖大寿、邱禾嘉等人保护伞，其实才是其最完美定位。

但是他不敢也不愿这么做。不敢是因为在明末的官场生态环境下，这些能做事的人都显得太彪了，如果完全由着他们，肯定会闯祸，自己也会陷进去；不愿是作为同是中枢一员的孙老师，同样无法完全避免拍脑子做决定的问题。

所以他会出现战略模糊、犹豫不决、不敢太放权、不敢担责等一系列毛病。

这实际上也是身处明末官场不可避免的问题及自保方式。

但是，这样一位自己基本没责任的领导，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崇祯上位后没有第一时间让其负责辽东，是因为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大捷时候，孙承宗已经辞官了，没有参与；袁崇焕下狱后，崇祯确实给孙承宗委以重任，但如果四城之战还勉强能算胜利的话，之后在大凌河、长山两战，则完全体现其一线操作的巨大问题。所以之后能允许其辞官，对崇祯这种脾气的人来说，已经算不错了。

所以只能说，孙承宗身上，基本可以折射出明朝后期官僚体制的巨大问题。明清双方对人才选拔、使用的方式不同，也是其命运走向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