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袁大头)在民国时期为什么是硬通货?

银元(袁大头)在民国时期为什么是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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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使命

中国大规模使用银圆的历史,要从明朝中后期算起。以“马尼拉大帆船”为代表的世界贸易,从中国输出大量特色商品,同时将大量的本洋(西班牙银圆)输入中国。由于银圆携带便利,重量和成色都稳定,故而受到中国商人的喜爱,但是外来银圆的含银量只有九成,低于中国自铸的含银量近乎十成的银两,所以这种贸易实际上让中国产生一定的损失。

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开关通商,再加上鹰洋(墨西哥银圆)、马洋(荷兰、荷属东印度银圆)、坐洋(法国、法属印度支那银圆)、立洋(英国、英属马来亚银圆)、龙洋(日本银圆)等大量外来银圆甚至香港银毫、英印卢比的输入和普及使用,中国的产品和白银被大幅掠夺,严重摧残金融和民生。

以鲁迅的《父亲的病》为例:

大约十多年前罢,S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这里的“英洋”,指的就是鹰洋(墨西哥银圆)。

为反制外邦对华的经济掠夺,清朝中央和地方也在想办法还击,例如自光绪十五年(1889)起,广东率先参照港英银毫、鹰洋的币形及重量,铸造对应的广东银毫和龙洋,其后各省纷纷自行仿制。四川则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专门针对英印卢比制造同等重量及成色的四川藏洋,经过赵尔丰的大规模铸造发行及强制推广,最终将英印卢比逐出金沙江以东的康区,在康区范围内成为比龙洋更权威的货币。

在地方省份各自铸造龙洋的基础上,清政府在宣统二年(1910)起开铸统一的“大清金币”、“大清银币”,但不久辛亥革命就将清朝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为了筹措军费和提高个人声望,后继的袁世凯遂在民国三年(1914)宣布采用银本位制度、开铸并发行统一的国币、明定新发行国币的重量,此即“袁大头”的由来。

二、自身优势

袁大头的铸造发行,为中国市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银圆标准(重量、含银量)。伴随着北洋统治向全国的扩张,袁大头作为实际上首种全国性统一银圆同时向全国扩张流通范围,使用袁大头可以有效避免原来使用龙洋、本洋、鹰洋等多种不同银圆乃至中国传统银两、碎银带来的不便,故而受到市场的自发欢迎。

尽管后来国民政府取得政权、停铸袁大头,改在民国十七年(1928)铸造孙小头、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933-1934)铸造船洋,但这两种银圆都存在数量少、普及时间短的特点。相形之下,北洋统治时期的袁大头先后铸造流通民国三年(1914)、八年至十年(1919-1921)一共四版,数量大而且稳定,更受民间的青睐,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西藏后,面对西藏货币不足的问题,应对做法就是委托沈阳造币厂特铸一批民国三年版袁大头供西藏使用。

三、同行衬托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中国的金融其实是做得相当糟糕的。

(一)滥发货币

中华民国由始至终根本没有建立起国家层面的权威,以至于铸币权都无法统一、各方势力都在滥发货币:

1.为从民间夺取人力物力,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滥发法币和关金券,导致两者贬值到无法挽救,甚至制造假中储券输入沦陷区夺取物资。抗战结束后又发行东北券、新疆券、越南券、旧台币、新台币、金圆券、银圆券,其中除了新台币在国民政府逃台后动用自大陆掠夺黄金、接受美援得以稳定,剩下的全部扑街。

2.军阀为筹措军费强制发行军票或者私铸前朝权威货币以掠夺民间财富,例如民国二十年(1931)青海军阀马麟私铸作为康区权威货币的四川藏洋,但含银量不足五成。军票基本上都伴随军阀失败下野而成为无法兑现的废纸。

《北方有佳人》剧情,其中一段就提到张宗昌在山东发行军票的情况

3.边地自行铸发多种货币维持本地金融运转,例如新疆的大龙票、狗娃子票、阿尔泰通用银券、新疆壬子饷银、中华民国新疆喀造饷银五钱银币、迪化银圆局造壹两银币、新疆省壹圆银币、新疆省银行银圆票,云南的老滇币和新滇币,西藏的藏币、藏钞,广东的银毫券、大洋券,海南的海南银行银圆券等。

4.外邦在华铸发或输入货币以掠夺中国财富,例如港元、日元、俄国羌帖、日本朝鲜银行券、苏联红军票,以及外资银行发行的各类票券。

5.伪政权铸发货币甚至制造假币以掠夺民间财富,例如汪伪的中储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联银券、伪蒙疆的蒙疆券,伪满的满洲国圆等。

6.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行的各类货币,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券、银毫、铜币,边币、光华商店代价券、北海币、鲁西币、冀南币、华中币、中州币、淮上地方银号券、旧蒙币、新蒙币、东北币、关东币等。

对于上述滥发货币的情况,地方官民蒙受很大的损失,引发相应的抵制:

1.为遏制法币、关金券扑街带来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但随着黄金转移台湾事件曝光,缺失准备金的金圆券很快贬值并遭到民间抵制,这也是发工资立刻换米、麻袋装钱去购物等历史经典的由来。同理,国民政府又发行银圆券试图挽救金圆券加剧的不利局面,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2.马麟私铸的冒牌四川藏洋,最初被投放到玉树流通,但玉树百姓在半年之内就将这批铜藏洋排斥到周边地区,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收时按废铜处理。

3.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禁止贵金属流通,但广东的陈济棠以民间惯用银毫及银毫券为由直接抵制,迫使南京允准广东金融自主,直至两广事变、陈济棠下野后,法币才得以合法进入广东,并开始银毫收兑工作,然而银毫收兑的完成又要迟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

4.即使强如中国共产党,其发行的边币也曾因国民政府封锁陕甘宁边区、为取得民间物资需要而滥发,导致民间自发抵制并复用法币,险些使陕甘宁边区阴沟翻船,到最后还是通过大生产以及陈云的操作将问题解决。

(二)政策错误

中华民国的政策错误,除铸币权长期不统一外,个人认为还有以下方面:

1.不重视生产。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封锁、边币扑街时,搞了大生产运动来促进物资供应,且通过土改等方式争夺必要的资源,但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在生产这块显然并不上心,特别是后者大陆统治期间工业在倒退、农业土改都起不了步,真正出点成绩还要到逃台之后陈诚搞公地放领、三七五减租、肥料换谷,不然在台湾混不下去。

2.转嫁压力且不思善后。以沦陷区为例,最初汪伪用中储券1:2掠夺法币时,人民已经是困苦不堪,结果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汪伪沦陷区规定法币1:200兑中储券。换算来讲,就是中储券开始发行时,如果持有100元法币,被迫兑换50元中储券;到1945年,50元中储券只能换回0.25元法币。这是人能干的事?

除上述两点外,过度依赖外援、官僚侵吞财富、卖国通商条约等也是经典中的经典。正是不幸的乱世,才使得袁大头等贵金属成为了必须的硬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