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教士是如何敛财和升职的?

中世纪的教士是如何敛财和升职的?

莱茵行宫伯爵,专注于被忽略的视角,被遗忘的历史

全世界古代社会宗教组织的敛财手段其实都差不多,罗马教会只是一个例子。

每当有朋友跟我说,他想到罗马看看,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想看哪个罗马?

和许多伟大古都一样,罗马有复数个城格。其中一个坐落在台伯河以东、奥勒良城墙以内,她是凯撒和图拉真们的罗马、粗砺的罗马,废墟和残迹是她的肌体。

还有一个罗马位于台伯河以西、奥勒良城墙之外,她是教皇和枢机们的罗马、雕琢的罗马,她的妆容如同新妇,饰品至臻奢华,梳妆台上摆满了大师的手作。

喷泉、华盖、天使与圣徒雕像多出自贝尔尼尼之手,圣彼得大殿曾由伯拉孟特和拉斐尔操刀,米开朗琪罗的壁画让《创世纪》在西斯廷小堂的心房里颤动……

可你知道这身行头要花多少钱吗?

睡前消息的马督工说得对,钱是研究问题最便捷的切口。有时候读一百本书,都不如翻一本账簿看得透彻。

奢华的艺术品、层层叠叠的组织、266 任教皇前仆后继的努力、1500 年的历史、10 亿信徒的每一声祷告,在这小小的钱眼里都能看见踪迹。

今天这篇文章,我将顺着钱这条线索,带各位看清历史上天主教会的全貌。

给教会过个秤

凡是涉及钱的问题,我们都得讨论两个方面,一个是总量,另一个是分配,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有句俗话说,只谈总量不谈分配,就等于耍流氓。

在以前的文章当中,我已经强调过,教廷和天主教会不是一个概念。以教皇为首的教廷只是教会的一部分,只掌握教会一小部分财富和权力。而财富和权力在教会内部流动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分配。

不过,在讨论内部分配之前,我们首先还是得研究明白天主教会这个总量,搞清它的财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多大规模。

公元 4 世纪,以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为代表的皇帝们一步步把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件事的现实意义就是,帝国政府把基层治理承包给了基督教会。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古罗马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除了军队和上层法制,它把几乎所有职能,包括至关重要的税收,都下放给了地方群体。

在古罗马盛期,承担这些职能的是接近 2500 个城市的议会,这些议会由地方精英组成。这种城市自治体系,正是罗马可以在古典时代维持庞大疆域的秘诀。

但是,这个体系在罗马帝国的“3 世纪危机”当中逐渐失灵了。气候危机、生产危机、军团的瓦解、不断迁入的蛮族人口、新宗教的盛行……旧的治理模式应付不了这一连串新问题,应付不了的结果,就是帝国各级政府入不敷出。

城市议会不顶用了,皇帝们很快找到了替代者,它就是基督教会

在帝国政府看来,基督教会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基层治理任务既繁重、又容易赔钱,只有教会愿意承担,而且能控制好成本和收益。

这些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治病、做慈善、培养识字阶层、管理婚丧嫁娶、维持治安、解决纠纷、安抚叛乱者、收税、组织开垦土地、修桥补路。

也就是说,如果把成立于罗马时代的教会看成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初始业务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基层治理

从罗马时代开始,贯穿整个中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之前。从南欧到北欧,从欧洲到美洲,历代世俗统治者之所以愿意和天主教会合作,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教会来分担基层治理这项费力不讨好的活。

接下来问题来了,搞基层治理怎么能赚到钱?要知道,从君士坦丁到路易十四,历代世俗统治者之所以把基层治理承包给教会,就是因为这件事太容易赔本。

慈善、医疗、教育、卫生、司法、公共工程每月每年都要花掉基层治理者大量的钱,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破产那就是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破产的地方教堂、修道院非常多,很多地方教会组织也只能负债勉强生存,基层治理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天主教会能从哪里赚钱呢?我猜很多读者的脑海里已经蹦出了一个词——什一税。

原则上来说,所有信徒,无论是农民还是领主,都要把十分之一的收入奉献给教会。什一税征收从罗马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也是教会历史上最著名的税种。

但是今天我得告诉各位,如果天主教会就靠什一税活着,它一千八百年前就该破产了。什一税虽然有名,但它并不是教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作为典型的农业税、实物税,什一税的征收成本很高,另外理想当中十分之一的征收原则在现实里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有些地方收十五一税,有的地方收二十一税,最惨还有收四十一税的。外加各种拖欠、克扣、账目混乱,什一税对农民来说不一定轻,但是对教会来说真不够用。

除了什一税等税种,教会从信徒身上还能得到许多杂七杂八的收入,例如香油钱、婚丧嫁娶、治病驱魔的劳务费、赎罪券销售额、打官司的费用、罚款、领主的年金等等。这些所有收入我们可以归纳成一类,叫作税费。这些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很难支持教会的开销。

那么,19 世纪之前欧洲、美洲那么多教堂、修道院,主要靠什么养活呢?教会收入的大头,不是各种各样的税费,而是它的产业

所谓产业,指的是天主教会从它经营的各种产业当中取得的收入。富裕的教堂、修道院都拥有地产,在地产上耕作的农民需要缴纳租金,这笔钱就是教会的地产收入,也是最重要的产业收入。

熟悉啤酒葡萄酒的观众可能知道,欧洲不少酒品都是修道院窖藏,这就是因为很多修道院都从事酿酒。此外,林业、纺织、艺术品也是教会的常见产业。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的制药产业基本由耶稣会修道院垄断。

再如大名鼎鼎的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神父,就种过菜、养过羊、酿过蜂蜜,最后在修道院的菜园子搞出了豌豆杂交实验。

除了实体经济,一些比较有钱的教会组织还搞起了金融产业,例如殖民地时期墨西哥的教会就给银矿放贷。19 世纪之后,教会产业脱实入虚,金融干脆成了教会的主要产业,这是后话。

在 19 世纪之前的天主教国家,教会的地产经常占到全国的 1/5 到 1/3。在个别地区例如那不勒斯王国,最高达到过 65%。在宗教改革前的普法尔茨选侯(莱茵行宫伯爵)领地,一半地产都掌握在几家修道院手里。

这样来看,19 世纪之前天主教会主要依靠产业收入并不奇怪,但是各位读者一定会纳闷,这些产业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这时候,我们就得介绍历史上天主教会的第三大收入来源了——捐赠

欧洲历史爱好者一般都知道丕平献土的故事。公元 8 世纪,为了换取教皇的支持,法兰克国王丕平把整个意大利中部的土地捐赠给了教会,这次捐赠又得到了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的确认,这是欧洲历史上最知名的宗教捐献。

但是,从根本上决定天主教会命运的,并不是丕平和查理曼父子的这一次捐赠,而是从罗马时代开始,历代有产者源源不断进行的无数次小规模捐献。

公元 5 世纪,在罗马帝国西部走向崩溃的同时,富人们开始向教会大批捐献财产,就是为了在旧秩序崩溃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家族在教会当中谋求新位置。

这种情况酷似佛教史籍《洛阳伽蓝记》记载的北魏末年社会:“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在乱世当中通过宗教捐献转移财产、保持社会地位,是古代世界富人的通行做法。

之后的一千多年当中,有无数人在生前身后向教会捐赠资产,有的是为了现世的利益,有的是为了天国的回报,这些捐赠都转化成了教会的财富洪流。

许多神职人员也鼓励甚至诱导俗人捐赠。在 18 世纪的秘鲁,有人惊呼“方济各会和本笃会修士就像秃鹫一样,盯着死人的枕头抢钱。”

除了这种直接捐赠,教会产业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特许开垦。这是一种特殊的“捐赠”形式,世俗统治者把未开垦的边疆承包给教会。简单来说就是一张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全看你的运气和本事。

在中世纪的中欧以及大航海时代的美洲,天主教会承担了殖民地开垦的主要责任,德意志地区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农村、城镇都是由教会建立的。在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上,教会的影响力和产业规模都不会小。

就这样,凭借税费、产业、捐赠三大收入来源,天主教会不仅把基层治理的重任承担了下来,还实现了大规模扩张,成为工业化之前天主教国家的最大财主。

但是,就像我前边说过的那样,只谈总量不谈分配是不行的。

天主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庞杂、松散的系统,教会的财富也不等于教皇的财富。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财富在天主教会内部的分配情况。

穷爸爸,富教会

天主教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我把重点总结为八个字:两统迭立,政出多门

所谓两统迭立,指的是天主教会实际上是由两个平行系统构成的,一个是教士系统,另一个是修士系统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教士系统称为罗马遗产,把修士系统称为东方赠礼

教士系统的基本组织单位是教堂,组织体系是从教省到堂区的行政结构。主教的品级类似官僚,从宗主教、大主教、总主教等依次往下,直到堂区神父。

教士系统最初是按照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搭建起来的,所以叫做“罗马遗产”。

修士系统的基本组织单位是修道院,组织体系是多个平行的修会。修会之间一般互不隶属,每个修会都有自己的组织原则,修道院之间往往也互不隶属,而且有些修会压根就没有固定的修道院。

天主教历史上的修会可以大致分为四批:

第一批是以本笃会、西多会为代表的隐修会,特点是注重隐居、灵修。

第二批是以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为代表的托钵修会,特点是注重外出,贴近社会。

第三批是以圣殿、医院、条顿三大骑士团为代表的军事修会,特点是僧侣皆战士。

第四批是以耶稣会、嘉布遣会为代表的新式修会,特点是注重纪律和传教。

从组织来看,修士系统类似西亚的苏菲派教团和东亚的禅宗寺院,修会山头林立,修道院间关系既有顺承也有平行,和官僚式的教士系统完全不同。

从根源来讲,基督教修道运动来源于 3-4 世纪叙利亚和埃及的灵修活动。因此,修士系统可以叫作“东方赠礼”。

那么,从早期基督教开始,教士系统和修士系统就在教会内部平行存在,岂不是乱套了?没错,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就是乱套了,而且这个套从来就没解开过。

没人能说清教士系统和修士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些地方教堂能管理修道院,有些地方却是修道院操控教区。修道院和修道院之间的差距也不喾霄壤,有的修道院富可敌国,有的修道院已经穷到就差把十字架当了的地步。

这种混乱的局面在早期中世纪最明显,经历了 8 世纪加洛林王朝教会改革和 10 世纪开始的克吕尼改革后有一定改善,但封建势力混杂的整体格局并没有本质变化,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

名义上讲,教士系统和修士系统的领袖都是教皇,但是罗马教廷对地方教会的控制力相当有限,总的来说就是介于央地关系和平行关系之间。

从罗马帝国晚期到早期中世纪,罗马教廷和大多数地方教堂、修道院基本上相互独立。随着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发展,地方才普遍承认了教皇的精神权威,但是教会整体组织实际上还是非常松散的。

考察一个组织的基本结构,你只要看人事权和财权这两项就够了。从人事权来看,之所以说教皇权力有限,就是因为教皇对地方教堂、修道院人事安排的控制程度很弱。

反映到财政方面,就是教廷收不上来钱。

14 世纪之前罗马教廷收入的 75%到 99%都来自地方,教廷依靠封建体制收集什一税、贡金、神职人员授职费、世俗统治者年金以及各类捐赠。封建财政体制的特点就是弹性差、效率低、而且常常收不上来钱。

比如,有的神职人员除了授职费,就几乎不给教廷交钱,就这么一笔授职费还能拖欠几年十几年。有的修道院名义上说自己属于教皇,实际上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送点咸鱼过来表示表示。

天主教会整体掌握着巨大的财富不假,但是教士系统和修士系统的钱和教皇都没啥直接关系。大家叫爸爸的时候都挺积极,说要拿钱就集体隐形。

1307 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向圣殿骑士团发起突袭,一口气消灭了这个中世纪最著名的军事修会,这场行动得到了教皇克莱芒五世半推半就的支持。

教皇之所以愿意配合法王消灭自己手下的圣殿骑士团,就是因为圣殿骑士团不管长得多肥,它的财富都不属于教廷,只有宰掉才能分钱。

从 14 世纪开始,教廷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随着西欧世俗统治者权力的增强,国王和公爵们越来越多地把手伸向教会,争取对教会财产和人事任命权的控制。

这种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 1378 年爆发的天主教会大分裂,西欧的君主们分成几派,分别支持几位对立的教皇。从教会财政来看,这场分裂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教会的封建汲取体制四分五裂,几乎收不上来钱了。

1417 年,在神圣罗马皇帝西吉斯蒙德主持下,天主教会召开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确立了唯一的教皇,大分裂结束。但各国教会的财权已经普遍落入君主手中,教廷财政也已经回不到之前的状态了。

虽然教廷从欧洲各地收钱的能力大不如前,但幸好教皇还有另一个收入来源,那就是教皇国

中世纪的教皇具有双重身份,一个是天主教会的精神领袖,另一个就是教皇国的世俗君主。中世纪教皇国几乎覆盖整个中意大利,这块国土可以收上来不少钱。

在教会封建财政危机逼迫之下,15 世纪的历任教皇励精图治,迅速把教皇国世俗收入的比重从 13 世纪的不到 1%提升到 16 世纪初的 60%以上。

1517 年宗教改革爆发,天主教会失去了半壁江山。天主教会整体发生了大收缩,而教廷的收入基本没有受影响,甚至还在涨,因为从 16 世纪开始,教皇已经不依赖地方教会的财政转移了

虽说如此,在 16-18 世纪当中,教廷的日子也很难过。西欧各国的王权和政府越来越强,地方教会也被收编进了各国行政系统,变成了实际上的国教会。一些坚持拥护教皇的教会组织,比如耶稣会,在 18 世纪就惨遭法西葡等国驱逐。

然而对于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来说,最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骆驼穿过针眼

“劳动并不是财富的唯一合法来源。”

1891 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通谕《新事物》,向全世界昭告教廷对时局的看法。

19 世纪的天主教会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工业革命到来,民族国家诞生,世俗国家向教会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攻势。

民族国家不需要甚至不欢迎教会继续承担基层治理职能,教会的庄园、修道院乃至学校和医院都被视为进步的阻碍,大多数都被国家控制接管。

1868 年,打赢内战的墨西哥自由派率先和教会决裂,大规模瓜分教会土地。1871 年,统一意大利王国的军队攻占罗马,教皇被迫退入梵蒂冈城。意大利政府下令,所有主教必须宣誓效忠国家,教皇的基本盘遭到严重打击。

1870 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向天主教会发动“文化战争”。1890 年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开始激进的反教权运动,巴西、厄瓜多尔、乌拉圭、葡萄牙紧随其后。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天主教会连带罗马教廷,这家开了上千年的公司集团在短短几十年间被没收了海量资产。早期近代教皇们的基本收入来源教皇国,也丢给了意大利。

但是,就算经历了这么大的冲击,这家公司还是要开下去的。20 世纪以来天主教会的运营策略,就是资本化。

从经济角度来看,现代天主教会就是一家跨国投资集团和公益组织,教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投资回报和信徒捐赠。

从结构上来说,天主教会依然是个继承了中世纪封建传统的松散联合体,由数以千计的教区和修会组成,还有无数学校、医院,它们都有自己的账本。

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三国的天主教会比梵蒂冈更富有。从明面上的收支来看,加拿大天主教会的年收入就有梵蒂冈教廷的三倍。

教会富,教皇穷,教会不等于教皇。天主教会从表面上看是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只是个由教士系统和修士系统拼凑起来的封建联合体。

只要翻翻账本,你就会发现历史并不神秘。政治家的决策也好,圣人们的勾心斗角也罢,都得从小小的钱眼里钻过去。

这就是财政史的奥妙所在。

新教 - 天主教译名对照表:

教皇 - 教宗

圣彼得 - 圣伯多禄

克莱芒五世 - 克勉五世

利奥十三世 - 良十三世

部分参考文献:

《教会史》毕尔麦尔

《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龙秀清

《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 年》彼得.布朗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Medieval Papacy in the Light of Recent Literature. W. E. Lunt.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From Conquest to Revolution and Beyond. John Frederick Schwa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