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能认为商周文字=甲骨文 + 金文，当时主要文字载体应该是有机质材料，但是有机材料需要特殊的埋藏环境才能保存下来。

从考古发现来看，商周文字的载体有甲骨、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骨器、角器，相应就有甲骨文、金文、玉石文字、陶文、骨角文字等名目。一般都认为，真正的商朝社会的日常书写是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甲骨文只是因材质特殊被保存了下来。甲骨文“笔”字写作“聿”，是个象形字，象手持毛笔的形象。

（参考：刘源：《甲骨文不等同于商代文字》，《中国文物报》2017 年 8 月 11 日第 6 版，链接：甲骨文不等同于商代文字；王双庆：《走出甲骨文的认识误区》，2020 年 1 月 7 日第 6 版，链接：走出甲骨文的认识误区）

晚商毛笔书写对象显然可以是任何材质，不是非得用甲骨不可，而且能够看出与刻在甲骨上的字有不同的字形和另一种书写风格，显然不是模仿刻字的偶尔即兴之作，而代表一种成熟的书写体系：

用朱砂或墨书的文字在比殷墟年代早的小双桥、陶寺也有发现。在文字发明之前，使用软质工具涂刷颜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从旧石器时代的彩色岩画、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盛行的彩陶，再到现在很多土著民族中仍广泛使用的文身，证据随处可见。

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延续几万年的用手指、木棒、软笔等工具绘画和制作符号的传统，到了文字发明以后却突然中断了，或者史前一直以有机质作为符号载体而商周时期突然不用了。如果殷墟是埋在浙江河姆渡、井头山那样的饱水环境下，或者新疆小河墓地那样干燥的环境中，竹木制品和纺织品上肯定能发现商代的文字。

2.为什么不使用泥板，和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差异有关。

中国文明核心区的自然资源和两河流域差别很大。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资源比较贫乏，有芦苇但没竹子，又缺乏木材，只有枣椰树但它属于棕榈科，木质粗糙，做不了建材和书写材料。这种环境中发展出的早期书写就不可能使用简牍为载体，用黏土是因为没有别的选项。

商周的森林资源比苏美尔好很多。以晚商为例，对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木炭的研究鉴定出十余种木本植物，当地的优势种是栎属，其他适合作为建材的树种也很多，对树种的生态特性分析表明商代晚期气候与现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简牍可以用竹也可以用木（简和牍更多是形制的差异而非材质的不同）。从秦汉的情况看，北方出土的简牍多为木质，以松木和杨木为主，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南方多用竹子，如刚竹属、苦竹属等，同时也有木质，如里耶秦简、长沙五一广场汉简等，多为杉木。由此推断，技术条件不如秦汉的商周时期，就近取材的特征应当更加明显。

提问者的误解之处：1.以为简只能用竹子做，实际木材也可以；2.以为“和陶器相比，竹简的制作工序可能更复杂”，实际烧制陶器的燃料消耗远大于简牍（杀青仅需要很低的温度），仅此一步就决定了成本差异。

泥板大部分不是烧成的，晒干即可。这样看操作很简单但为什么早期中国很少用。仅从我个人生活经验看，这和不同地方的土地资源也有关系。比如以第四纪红土为成土母质的南方，用同样的做法制成泥板尚可。但对于以黄土为成土母质的北方来说，因为黄土中是以粉砂为主，黏土不够，做泥板有湿度时可以书写，但晒干后就没法看了。北方河流冲积物也很多，要找到或筛选合适的黏土完全做得到，但可及性就不是苏美尔可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