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答案基本上就是高湿度空气和湿热病菌两种解释。我对生物和医学都不太熟，但我或许可以从地貌角度来谈谈两者的联系。
所谓流水不腐，流动的水一方面把氧气卷入水中，另一方面把下面含氧量低的水翻上来吸收氧气，所以有机质分解的快，不容易出现微生物集聚情况。而且流动的水会冲走虫卵，蚊虫难以滋生。所以，大江大河虽然水多，带来湿润空气，却未必会直接致病。古人说瘴气，一般说的也不是开阔谷地里的农业区，而是说周围的山区里有瘴气，可见瘴气不能简单地说成湿热空气。
那么，什么样的水会滋生病菌呢？显然是不流动的积水，这需要存在许多比周围低的洼地，存住雨水，而这样的洼地在大多数地方常见。就算地表是斜面，倒下的树木，塌落的石头也经常会造成小型洼地，8 月份我去大兴安岭，还在林间见到许多类似的洼地水坑，或者说小型沼泽。只是北方降雨少，晴天洼地会干涸，冬天会冻结，而南方常见降雨多，气温高，洼地因此变成了富含有机质的“细菌汤”和蚊虫“育婴室”，成为人类这种已经没有体表毛的哺乳动物的严重威胁。对于那些不适应南方菌群的北方人尤其可怕，带来远超出“水土不服”的伤害。平时这些洼地蒸腾出水蒸气，在树林顶上重新凝结为细小的水滴，形成雾团。这些雾团因此成为蚊虫病菌滋生的标志，被认为是“瘴”。再加上许多大群蚊虫远看就像云雾，古人因此认为南方的空气有问题。
非洲马拉维湖上的蠓虫群，远看像云雾
古人和今人对瘴气都有描述：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
史籍或大部分研究者笔下及各类典籍中的“瘴气”，事实上都是瘴气和瘴水的合称。瘴气与瘴水对人造成伤害的方式与程度不同，瘴气对人体的伤害程度相对要弱于瘴水。
在对陇川、盈江、潞江坝子访谈中得知，尽管当地人对“瘴气”的概念模糊，但在生活实践中似乎也隐约察觉到，除了瘴气之外，令他们致病还与“水”有关。一些当地老人说：“以前我们从山上引水喝，山上有毒性的动物和树木多，山水从这些地方流下来，喝水后就着瘴了，而喝井水后就不会着瘴。像蛇、蛤蟆等都是毒物，只要有毒气的动物过着水（经过水），就会引起瘴，这些毒物在水边生长，有一种叫小黑牛的植物就生长在水边，水流过去就有毒，还有断肠草，雨季的时候就多了，毒得很。”
此外，动植物尤其是有毒动植物死后，尸体暴露于旷野，在腐败霉变的过程中形成变异有毒的尸胺、腐胺等有毒致病的有机化合物，以液体和气体形式散布在山箐河谷，在炎热湿闷和封闭的环境下，变成水汽蒸发，产生对人体严重危害的气体和液体。周琼教授认为，各种有毒矿物质和有毒动植物释放、排泄及经生化反应后产生的各种致瘴毒素就是瘴毒素，产生瘴毒素的生物及矿物就是瘴源（原）体。当长期存在于这种环境中的有害气体、液体对进入者的生命造成危害时，瘴开始从一种沉闷的自然生态现象与人类产生了联系。
那么，为何“瘴气”慢慢的消失了呢？从江南退到华南，再从华南退到西南，最后连西南的山间盆地（坝子）里也找不到瘴气，倒是周围坡度更大，理论上更难存积水的山区还有“烟瘴之地”的存在。这在前面转载的文章中也有间接的分析：
“瘴气我曾见过，下过雨后，能闻见火药的臭味，是毒气，红红绿绿的，从山脚边、山洼里的坝塘也就是臭水塘上出来，但现在这些烂坝塘已经变成水田了，1960 年都还能见到。这种红红绿绿的瘴气能持续一个多小时，人一碰到就会得病，有毒的，闻到就会打摆子。”
盈江一位姓邵的当地人也确定缅甸现在还有瘴气。小邵说：“我有两个哥 1998 年底的时候去缅甸原始森林砍柚木，之后中了瘴气打摆子，病了一年半多，吃不得冷的，头上冒白气，汗珠大滴大滴往下淌。这种病不容易根治，经常复发。”
随着人口增加，山区尤其是瘴气区开发速度加快，云南生态及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瘴气逐渐消失。原本一直认为现在中国境内应当没有瘴气，但从考察的情况看，周琼教授相信，在部分湿热封闭、生态原始、人烟稀少的地方，可能还存在部分微弱的瘴气，或是瘴气的部分特征，如个别在调查中未深入的瘴气塘。此外，与云南相邻近的缅甸等地，气候湿热，生态原始，这些地区应当极有可能存在瘴气，即便这些瘴气的成分与当地未经开发前的瘴气应有不同，但主要成分应当是相同的。
这个调查说明，瘴气在开发程度高的地方就少，在 1960 年代后基本消失。换句话说，农业发达的地区，瘴气就会消失。为什么呢？
因为农业需要排水。
最早的农业是烧荒轮作，靠天吃饭，不会浇灌。慢慢地，农业技术进步，农民也希望定居下来过好日子，就必须对土地做深度开发了。深度开发的第一步就是搞水利，修堤坝，建渠道，用引来的活水灌溉土地，让庄稼生长不受气候波动的影响。但灌溉不是水利的全部，排水和浇灌一样重要。因为庄稼不仅会旱死，还会淹死。当然这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次要问题，因为浇水量是可以通过渠道控制的，你可以选择不灌那么多水。真正的问题是土地的盐碱化。
（呵呵，说到一点本行，毕业论文写的是盐渍土地段公路建设）
雨水是大自然“蒸馏”过的水，基本没什么矿物质，所以浇下来再蒸发掉，没什么大问题。但一旦你挖了渠道，引来的水就是在地面上流动了很久的水，甚至是从岩石中抽出来的地下水，这样的水溶解了很多矿物质盐。如果只浇不排，靠下渗和蒸发来排水，一年两年或许还混的过，时间长了土地就是白花花的一片盐碱，完全不能再种地了。不信你看看钟乳石，那就是水中析出的矿物质形成的。你还可以舔舔海水，里面的盐都是陆地河流带进去的。水流进大海再蒸发，留下盐分，所以大海才那么咸。如果农田只灌不排，100%的水都是蒸发掉，盐分积累速度可比溶洞或者大海快多了，几年就会见到明显“成果”。
西北可灌溉地区，因排水设施失修导致的盐碱化耕地
所以，修水利不仅仅是修堤坝，修渠道，更要修整地面坡度，建梯田，给洼地开排水口，最终保证整个农业地区不存在完全低于周围地区的封闭洼地（水库的水是可以通过水闸放出的）。这样才能长期耕作。
水利开发要消灭的封闭洼地
整修后的农业地区，不存在无开口的洼地
这说明农业开发意味着消灭“瘴气”的源头。在农民和蛮荒山区的对抗中，每一代农民都有大量的伤亡，但最终农民填平了洼地，排干了沼泽，开垦了“坝子”，把烟瘴之地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所以农业发达地区很少有“瘴气”。不过小农改造土地的能力毕竟有限，许多连片的洼地沼泽没法开垦，稍微偏一点的丘陵包围的洼地也不会去处理。直到人民公社时代，集体的力量和逐渐加强的县级水利技术部门配合，又给中国多垦出了几亿亩耕地，顺便消灭了大多数南方农业区的“瘴气”死角。这就是为什么前面的调查显示 1960 年前后是转折点的原因。
另外，关于洼地死水和“瘴气”的关系，60 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也有提及
可见当时乡村防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灭村落周围的积水，让沟渠水流动起来，养鱼吃掉水田里的蚊虫卵。我还见过 70 年代的老宣传画，号召孩子们把村落周围的破缸，破瓦罐都敲成小碎片，免得雨天过后滋生蚊虫。这实际上也是对付“瘴气”。和古代农民、现代公社通过水利建设除去“瘴气”是一个道理。
这个过程甚至不止在南方存在，在北方黄淮海平原也存在。中国农民用了几千年，把洪水泛滥，泥泞难行的黄淮平原变成了能灌能排的肥沃土地，但其中还有上亿亩洼地死角，还有几亿亩在降雨较多年份难以排水的涝洼地。所以玉米传入中国几百年，一直不是主要作物，高粱虽然难吃营养低，但耐盐碱耐水淹，一直是中国典型高杆作物。直到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建设的大型治淮、治黄工程和县级小水利结合，才彻底解决了黄淮海平原排水问题，带来了粮食大幅增产和粮食口感的改善，让中国人从饿不死到吃饱，从吃粗粮杂粮到吃细粮。同时，环境改造也大大降低了东部地区的常见病发病率。
这个过程参见我的朋友苏拉密的文章：
“洼”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出“洼”的定义：“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洼”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了中国 6000 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态元取代。所谓“生态元”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 7000---8000 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的东北丹顶鹤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年份表面积水，在降雨量小的季节或年份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急剧繁衍起来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变迁，相对于人类文明史来说是极其缓慢的，这就意味着在以千年为度量的时间段里，华夏的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的力量介入，这种状态就依然缓缓延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是《诗经.卫风.氓》所描绘的、今京广铁路新乡 --- 安阳沿线的大平原 3000 多年前的生态景观；这个“隰（xi）”就是低洼积水地。直到距今 800 年，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了大象的踪影，但在京畿大型鳄鱼还时有活动（何新考）。可见前、后生态之稳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们是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呢？首先必须面对人类不是“两栖”动物的现实，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用于种谷子。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 这些都是从西周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很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能够拥有一件出产于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围绕着这种宝贝，经常有很多血雨腥风的传奇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品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的田边地头栽种桑树是西周就已经非常普及了的传统和习惯。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老婆 --- 嫘祖，在此 2000 年前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故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征服或开发而形成一个聚落的早期，这种田地往往是参加战争和开发的聚落成员按人头可以分得的，并可以传之后代。这些田地官府造册登记、岁亩征赋。为了宣誓产权，居民常会在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标；20 世纪曾经活跃于中国政坛的“蒋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于此。
“榆”即榆树。榆树耐旱不耐涝，虽成材周期长，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有所设想。
关于洼地在北方平原是不是大规模存在，我可以说一说北京，因为大家对北京相对了解的多一些，我单说我这里大家不知道。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的经纬度是北纬 40 度 / 东经 116 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整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北京大年正月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 ...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讲，那是“多了去了”。
这个“甸”就是大片的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意思是：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为：“甸方八里”，意思是：一甸是八里见方。可见“甸”的度量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清代的北京地区仍沿用“甸”作为地名，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相比中原要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50 岁的老北京人都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区西北郊区大片的低洼积水。上面说到的“厂甸庙会”就有《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芦苇”也是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的。
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和“桑田”相对，距离聚落较远的就是“洼地”，那里是不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由于地势低洼，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的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有读者要把这些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的词汇连接起来，实际的情况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昂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带来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洼地“盐碱化”的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从四面的台地涌来，将所有的可溶性盐分搬运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水面上漂浮着从聚落冲来的生活垃圾死鸡烂鸭；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能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的浅层水盐分逐步累积。我们把以上的溶解 --- 搬运 --- 富积 --- 储存 --- 累积的过程称之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在阳光辐射的帮助下，将表层土壤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量已经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了。要命的是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它们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继续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累积在土壤表层。整个洼地，在冰封来临之前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的堆积厚度可达 10cm 以上。
洼地、盐碱地的耕作价值与“桑田”不可同日而语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农业耕种，始终处于荒芜状态。那里通常只有很少量的几种杂草可以生存，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对人类文明史有过一些了解的网友，往往会联想起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 ---“莎草纸”（顺便说明：“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它的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可以作为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 1 米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做“观赏植物”的，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这个幸运。在土壤、水源条件良好的环境下它可以长到 30cm 高，在高度盐碱化的土壤中，它的高度不超过 10cm。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 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化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的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个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源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上天为了怜悯华夏子孙们抗争盐碱的一次次失败所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注：豆腐的发明者汉.淮南王刘安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火药配方的最早记录者唐.孙思邈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
洼地里几乎不存在轻度的盐碱化，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业作物，它的野生种即使是在现在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 --- 就是“狗尾巴草”。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了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拔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即使是后来它们也非常活跃，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还依然被作为主粮种植。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它适应于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平原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洼地不可种植。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视野。
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有野生高粱发现，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 10 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 --- 印度的途径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什么看中了高粱呢？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
1952 年，朝鲜尚在热战之中，就在这一年的 10 月 31 日毛泽东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此，每当冬季农闲，大河两岸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在 20 多年里总共使用了 7.7 亿立方米的泥土和 1400 千万立方米的石头把黄河牢牢地夹在原地。在这之前它是年年决口，岁岁漫堤。7.7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高 1 米厚 1 米的围墙绕赤道 20 圈，相当于修筑 4 条万里长城。
与此同时，“根治海河”、“修好淮河”两面拉开，使这两条水系的总排海能力扩大了 4 倍。从 1949 年的 1.03 万立方米 / 秒扩大到 1976 年的 4.3 万立方米 / 秒。
顿时，涛声止息，幅原千里的黄淮海大平原水落田出。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总共有 3 亿多亩的低洼易涝土地露出了芬芳的土壤，仅此一项就是埃及所有耕地的 10 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华夏大地何时发生过如此剧烈的变化？
然后就是筑大坝筑水库、修河渠修堤堰、引黄灌溉、引淮灌溉.....
随着水利设施的兴建，大片大片的洼地得到了彻底的改造。靠积水、盐碱才神气奕奕的高粱渐渐远去。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喝高粱糊涂是小学三年级，推算来应该是 1972 年。以后还喝过几次，不过不是在家里，是在生产队的“忆苦饭”上。
低产、难吃的高粱退伍了，取而代之的也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谷子；是玉米、是水稻。水库碧波荡漾，河渠哗哗奔流，田头水泵轰鸣，靠耐干旱耐贫瘠而倍受喜欢的谷子也风采不再。（小米很香甜但产量太低还需要“歇年”--- 今年种了谷子的地，来年就不能再种谷子，否则容易“野化”）
黄河两岸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浓厚的黄河水哺育出了优质的“黄河大米”，最著名的当数“原阳大米”--- 这是由 1958 年兴建的“人民胜利渠”浇灌出来的；黄河母亲面对伟大的儿子毫不吝啬地淌出她金色的乳汁。
那个时代到底兴建了多少水利工程？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如果一一统计、一一介绍写成文字将汗牛充栋。但是有几个数字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一览梗略：1949 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 2.4 亿亩，其中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79 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 7.1 亿亩，其中黄淮海平原地带占 1.8 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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