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还是不要拿审视宋以后（元除外）中国的视角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宋以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才度基本完善，某些人口中的“秦制东方专制国”直到那个时间点才算是真正成型了，而这之前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逻辑和宋以后是完全两样的。

南北朝的政治背景是汉朝的中央集权体系崩溃后，魏、晋两个后继者重建中央权威的努力皆不成功，更别提王朝更迭时的两次禅代本身就是对合法性塑造的巨大冲击，以至于只要出现弱（幼）主继承，几乎完全无法靠合法性塑造的惯性约束制衡辅政的行为，北方的几个蛮族政权在这一点上同样也摸不着啥门路。

经济上则是北方在八王之乱后秩序彻底崩坏，地方豪强普遍结坞自保，入关胡人在一代以后也不得不和这些坞主们妥协；南渡政权则不得不依赖于跟从的北方士族与江南土著大族间的脆弱同盟，而不管哪一种中央政权能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都极其有限。

某种程度上，这才是华夏跟同期欧洲在各方面最相似的一个阶段，两边都在三世纪危机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中痛苦挣扎着，在这个时期，华夏不是没尝试着向西欧的那条基于大庄园制的贵族封建路径进化，但很快进入了一个“他人即地狱”的绝境。

这个时期，至高权力对宗室、高门、寒门武将、蛮族都不是不可想象，长安 / 邺城 / 建邺大舞台，有梦你就来，无数成功的案例激发着大家奋力向前做一场，但是成功之后就是虚无，因为一个共同的问题——拿到至高权力后如何传给下一代，答案是中央权威不能系统性重建的背景下这是无解的，不管你是伪善算计如司马炎、雄才大略如刘裕、凶狠残暴如石虎，均无法控制自己留下的辅政们的行动，布局无论如何精妙均是虚妄，拓跋家父慈子孝层出不绝，慕容家几度兴亡与此息息相关，而高洋更是在明白太子不是吃鸡这块料后彻底陷入了绝望和疯狂。

那如果大家都明白权力继承时不出问题是小概率，出问题是大概率事件时，那会发生什么？ 货真价实的他人即地狱，新皇帝、宗室、高门、寒门武将相互之间都可能是敌人，每一次站队都是押脑袋的俄罗斯轮盘赌，并且因为古代人的寿命问题，这种轮盘赌每隔十几年，甚至几年就得来一次。这就是刘子业，刘彧，刘昱，萧宝卷，高洋，高湛，高纬，宇文赟这些类人诞生的土壤。

排除其中几个被抹黑的幼主，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亲情伦理的蔑视，以及对暴力毫无节制的滥用，但放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治环境下，是可以想见的，倘若他们本身没有高超的个人能力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斗争中游刃有余的自信，那么用暴力去除所有隐患就是唯一解，倘若认定了宗室对其的政治威胁高过了血缘意义，那么亲情伦理亦毫无意义，反过来对政治对手女眷（同样有可能是自己亲戚）的欺凌倒有了一种征服的快感，伴随暴力的喜怒无常也是一种御下的手段。

但很显然，这种靠吃鸡决定继承地方式是不可持续地竭泽而渔，皇帝、宗室、大臣、武将乃至因为内战血流成河的百姓没有一个是对这套体系满意地，萧菩萨打算引入佛教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认同被宇宙大将军的献忠打乱后，那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重新建立起一套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定天下于一尊，建立起以围绕皇家的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基本政治秩序，这一切最终在玄武门之变将政治斗争的烈度收束到了一种可接受的范围后走向了定局。

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正是某些人口中“秦制东方专制国”的真正起点。

当然我不认为这么干能减少皇帝变态的程度，我不觉得赵构、朱祁镇、弘历的变态程度比刘子业低，只不过中央集权体制让他们的变态到了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昏君”“暴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