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说个罗马的故事。

据说，公元 1 世纪有位工匠，他发明出一种节约人力劳动的机器，献给了韦斯巴芗皇帝。

韦斯巴芗，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善于经营国库闻名的君主，下令重赏工匠，

然后命令他再也不许制造这种混账东西。

韦斯巴芗是古代统治者的一个代表。这群人或许愚昧，但并不愚蠢。

他们知道技术可以带来财富，但是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

如果技术带来的只是生产率提升，那么我想任何有脑子的统治者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它。

问题在于，技术必然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影响分配，影响生产关系，影响阶层力量对比。

而且怎么个影响法，是难以预测的。

这才是真正要命的事情。

17 世纪时，一位法国传教士翻山越岭，终于见到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苏里雅·翁萨。

传教士向国王建议说：修建公路和运河吧！陛下的王国将会空前富饶，我也不至于如此艰辛。

苏里雅·翁萨笑着回答说，那样外敌和叛军就会畅行无阻，所以我看，现在这样挺好的。

19 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写信给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亚博士，建议他打开国门。

狡黠的独裁者给解放者回信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

20 世纪中，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的同行被人民起义赶下了台，就写信说：

“我早告诉你不要修路，现在他们正在你修的路上开着车来反对你。”

他还不忘得意洋洋地补充说：“我统治扎伊尔二十年，就没修过一条路！”

从最智慧的明君到最残酷的暴君，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技术会带来财富。

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风险。

玩脱了的例子太多了，我们还是拿罗马来说一个。

不过这一次不是古罗马，而是罗马教廷。

为了给漂亮的西斯廷礼拜堂筹集建筑经费，15 世纪下半叶的罗马教会正在大举兜售赎罪券。

赎罪劵卖的太多了，但教士们还想卖的更多。

贪婪让他们放松了警惕，让他们接纳了一种来自德国的新技术——印刷机。

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事态已经不受控制了。因为印刷机里翻滚而出的可不只有赎罪券，

还有政治传单、俗语版圣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亡羊补牢的教会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出版审查——历史将会证明，它的生命力比印刷机更顽强。

但是印刷机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

幸运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见证这件事的全过程，并且成功把火苗闷死在了柴垛里。

1492 年，当流亡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土耳其时，伊斯兰教士阶层及时地发布了命令。

在之后二百多年当中，整个帝国都没有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者土耳其文印刷的书。

土耳其的统治者愚蠢吗？并不，他们反而是太聪明了。

他们维护了伊斯兰的统一，笑看基督教的分裂和内斗。

至于 18 世纪之后，效率在世界上竟然变得比稳定还重要，这种事谁能预料到呢？

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叫做马尔萨斯世界，或者说，受马尔萨斯 - 李嘉图定律支配的世界。

这个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与零和博弈。

在古代世界，零星的技术创新时有发生，但是任何增量都会迅速被人口增长平抑。

结果就是，任何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浮动，所有国家的财富都是温饱线乘人口数。

随便发生点什么事，对人口的影响都比技术来得猛烈。那么技术不是“旁门左道”还能是什么？

对于古代国家来说，持久稳定比技术创新靠谱太多了。

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从来没有变过。

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是差不多的，四千年了路一直是那么破。

汉武帝和华盛顿所统治国家的城镇化率是差不多的，都不过 20%，不能再高了。

哈伦.拉希德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用的也都是旱厕。

查士丁尼一世和苏莱曼一世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人口是差不多的，所有人平均寿命都是 35 岁。

如果有个汉朝人穿越到了明朝，请大家不必为他担心，因为他很快就能适应新生活。

所以，古代人是真的不明白，技术有什么要紧的啊？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到末日（如果有的话）。

中国人看到王朝周期，古埃及人看到神话重演，日本人相信皇国永续，伊朗人相信斗争不灭。

佛教徒、古希腊人相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说：“末日近了。”

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看上去没有变过的世界，他一定是疯了。

所以，当新技术带着影响分配、改造社会关系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古人一定是警惕的。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

19 世纪初，愤怒的英国工人大举捣毁机器，史称卢德运动。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发现，机器没有让他们过得更好，反而是更糟了。

机器带来的是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恶劣的工作条件，更多的失业。

一百五十年后，在英国老爷们离开印度的那个夜晚，甘地正在用手工纺布，表达自己的不满。

甘地并不比推崇工业化的尼赫鲁愚蠢，他只是清楚地看到，孟加拉工人过的比小农更惨。

实事求是来说，古代社会恐惧技术进步的，并非只有统治者，人民群众也是一样。

在中国第一条铁路面前，“京师人诧所未闻，劾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

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并不比八旗勋贵更能接受新技术，他们的恐惧是一致的。

印度老百姓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仅仅是因为愚昧吗？

他们痛恨的不是室内厕所，而是室内厕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主义。

喀麦隆老百姓拒绝接种疫苗，仅仅是因为迷信吗？

他们仍然记得，法国殖民者是如何用打疫苗的名义，强行抓走他们的孩子的。

在技术创新常态化，社会变迁日新月异的今天，技术披上了“中立”“普善”的外衣。

然而事实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晰感受到，技术和阶层力量是绑定的，是统治和被统治的一部分。

当然，整体评价来说，技术是伟大的。如果没有技术，人类就不可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如此，我们也就无需疑惑，为什么古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恐惧技术。

毕竟，他们享受不了技术引领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福利，又得吃技术破坏社会稳定的苦头。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转基因、核技术充满这样那样的恐惧。

回到看什么都是巫术的古代，这种心态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